召喚女朋友的女朋友:女性情誼與同性慾望的曖昧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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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容(Francois Ozon)改編自藍黛兒(Ruth Rendell)同名小說的新作《女朋友的女朋友》(The New Girlfriend)中有變裝橋段,因此很容易被詮釋為擁抱性別認同的絕佳腳本。不過,如果單以這樣的角度來閱讀這部作品,則很難看出潛藏於表面底下的情慾流動,也解釋不了貫穿於敘事之中的驚悚氛圍。《女朋友的女朋友》之所以有趣,在於它一開始便以死亡與缺席揭開序幕,而後再以缺席帶出女性認同/慾望,寫出女同性情誼與同性情慾曖昧難分的三角慾望結構。

說到同性情誼,總不免提一下酷兒理論教母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男人之間》(Between Men)。在這部經典著作中,賽菊克重探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史,提出「男同性情誼慾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一詞。所謂的同性情誼(homosociality)與同性情慾不同,指的是存在於同性之間的社交關係與結盟形式。不過,賽菊克刻意在同性情誼後面加了「慾望」,創造出矛盾修飾格(oxymoron),就是為了突顯暗藏於男同性情誼背後的慾望結構,揭露男性盟誼與同性情慾之間隱而不見的「連續體」(continuum)。

對賽菊克而言,男同性情誼是理解父權社會結構的重要關鍵。它一方面藉由恐同(homophobia)與同性情慾作出區分,一方面又透過父權社會的「交易女人」(“male traffic in women”)與男性競爭/認同慾望來維持運作。因此,男同性情誼與父權社會可以說是互生互構。另一方面,女同性情誼與女同性情慾則較少透過恐同來鞏固對立,兩者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連續性。男同性情誼與女同性情誼在歷史上因此有了不對等的發展。[1]

「女同性情誼慾望」(“female homosocial desire”)在西方近代文學史十分常見,只是在早年的文學批評中容易受到忽略,或單純以姊妹情誼帶過。在女同志與酷兒文學理論興起以後,學者才紛紛挖掘出潛藏於女性關係底下的愛慾流動。[2] 其中,茉莉兒(Daphne du Maurier)發表於1938年的《蝴蝶夢》(Rebecca),完美呼應了《女朋友的女朋友》中的同性慾望結構,因此特別值得一談。《蝴蝶夢》是一部現代歌德羅曼史(modern gothic romance),在過去鮮少受到學界關注;一直到大眾文化研究崛起,《蝴蝶夢》才重新獲得女性主義學者重視。[3] 莫德烈斯基(Tania Modleski)在《羅曼史的甜蜜復仇》(Loving with a Vengeance)中指出,《蝴蝶夢》是帶起二十世紀「歌德復興」(Gothic revival)的關鍵作品。它在兩次大戰期間重新掀起一波歌德羅曼史浪潮,影響力持續至今。[4]

《蝴蝶夢》的故事非常簡單。沒有名字的女主角與年長自己許多的男主人麥克辛結婚以後,成為德溫特太太,進入夢德里莊園(Manderley)生活。在那裡,女主角無時不刻遭到女管家丹佛斯太太嫌棄,因為丹佛斯太太極度迷戀前任女主人蕾貝卡,總是拿女主角與蕾貝卡比較。女主角因此一如丹佛斯太太,活在蕾貝卡縈繞不去的陰影之中。最後,女主角發現蕾貝卡因自己不受控制的情慾而遭麥可辛殺害,夢德里也在故事結尾如荊棘地莊園(Thornfield Hall)一般化為灰燼。

表面上看起來,《蝴蝶夢》是一部異性戀羅曼史,但是仔細閱讀,不免會發現真正的慾望角力發生於女主角、丹佛斯太太與蕾貝卡的「三角戀」之中。丹佛斯太太透過對前任女主人的病態迷戀,不停召喚出早已缺席的蕾貝卡,而女主角也因此發展出對蕾貝卡的錯亂認同與慾望。《蝴蝶夢》最精彩的地方在於,蕾貝卡雖不曾出現,卻也從未消失;正是女性主體的「空缺」,召喚出女性認同/慾望的誕生──丹佛斯與女主角認同蕾貝卡,也愛慕蕾貝卡。這段完全由女性構成的三角關係,正好揭露出女同性情誼潛藏的慾望可能。

《女朋友的女朋友》中的同性慾望結構,正好也始於缺席。從小就是手帕交的克萊兒與蘿拉,很早便建立起女同性情誼。電影開頭刻意透過剪接建立起克萊兒與蘿拉的同性凝視,在這樣的女性凝視之中,男人徹底被排除在外。婚禮一幕,克萊兒眼中毫無丈夫,只有蘿拉;她一方面認同蘿拉,一方面又戀慕蘿拉。這是認同與慾望的你儂我儂,同性情誼與同性情慾的曖昧難分。

蘿拉的去世造成女性主體的缺席,不過,同性情慾並不因此缺席而消逝。相反的,正是這缺席勾引出大衛的變裝慾望。他開始穿上蘿拉的衣服,扮演蘿拉的角色。透過變裝,大衛同時慾望並「成為蘿拉」(becoming Laura);而大衛的扮裝不只重新召喚出缺席的蘿拉,創造出「維吉妮亞」,更再次重建了克萊兒一心嚮往的(女)同性情誼。克萊兒因此迅速和維吉妮亞成為「好姊妹」,一起逛街,換裝,同睡。大衛對蘿拉的模仿與慾求,克萊兒對蘿拉的依戀與愛慕,就在大衛的變裝中重新回魂。大衛在克萊兒身上重建自己跟妻子發展出的認同/慾望結構,克萊兒也在大衛/維吉妮亞身上找回自己與蘿拉共享的親密/情慾關係。

《女朋友的女朋友》的同性慾望結構始於「缺席」,也重生於「死亡」。死亡在這個故事中一共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蘿拉的死亡。透過大衛對蘿拉屍體著裝的過程,歐容刻意向觀眾展示慾望(大衛愛戀蘿拉)與認同(大衛成為蘿拉)的曖昧難分。而後,大衛的昏迷標示了第二次(象徵性)死亡。這一次換成克萊兒替大衛著裝/變裝。在這個著裝/變裝過程中,克萊兒一方面讓大衛「成為」維吉妮亞,一方面也重新燃起對大衛/維吉妮亞的慾望。第二次的變裝呼應了前一次的著裝,卻比前次更為複雜,因為大衛必須「成為」維吉妮亞,克萊兒才能與「她」建立關係,發展「同性」情慾。我們不會忘記,克萊兒曾在觸碰到大衛的陰莖以後便驚嚇失措,倉皇離開。歐容暗示得很清楚了──她無法對身為「男性」的大衛投注「同性」慾望。

這樣看來,原片名「新的女朋友」就十分有趣。這個「女朋友」可以指大衛的新女友克萊兒,也可以指克萊兒的新「女」友大衛/維吉妮亞。不過更有趣的,恐怕是妙到不行的中文譯名:「女朋友的女朋友」。中文譯名的趣味在於多了一個關係層次,建立起女—女—女的三角慾望結構。究竟「女朋友的女朋友」指的是大衛的妻子蘿拉的好姊妹克萊兒,還是蘿拉的好姊妹克萊兒最新的「女」朋友大衛?不管是何者,「女朋友的女朋友」都超越了「女同志連續體」(“the lesbian continuum”)的既有假設 [5],寫出了女同性情誼的三角結構與慾望可能。這是專門給「女」人的同性情慾空間,男人進不來,除非你「成為女性」。

故事中,克萊兒帥氣又天真的丈夫吉爾,完全被排除在蘿拉—克萊兒—大衛/維吉妮亞的同性慾望結構之外。吉爾代表的是異性戀婚姻體制中的「正典」男性,是好男友、好先生與未來的好爸爸。這樣的「正典」男性自然猜不透克萊兒與大衛之間的關係。在他眼中,大衛要不是熱愛變裝的同性戀男人,就是可能成為潛在情敵的異性戀男人。吉爾無法參透大衛透過扮裝與克萊兒建立起的女同性情誼/慾,更不可能知道在這個慾望結構之中,真正缺席的其實不是早已去世的蘿拉,而是原本在異性戀婚姻體制中享有最大特權的自己。

「死」過一次的大衛,再次以「維吉妮亞」之姿重生,與克萊兒出雙入對,留下望著兩人一頭霧水的吉爾。到底眼前這位變裝男人跟妻子之間是什麼關係?事實上,「她們」既是姊妹,也是「戀人」。她們是女同性情誼/慾望的最新代表。她們展演的,是一段女性情誼與同性慾望共生共構的現代神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解

[1] Eve Kosofsky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

[2] 西方近代文學史中的女同性關係在七〇、八〇年代常被視為去性化的「浪漫情誼」(“romantic friendship”),代表作為費德曼(Lillian Faderman)的《超越男性之愛》(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這樣的理論框架自九〇年代起廣受酷兒學者的挑戰。見 Terry Castle, The Apparitional Lesbian: Female Homosexuality and Moder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Lisa L. Moore, Dangerous Intimacies: Toward a Sapph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haron Marcus, Between Women: Friendship, Desire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關於《蝴蝶夢》的女性主義式閱讀,見 Alison Light, “‘Returning to Manderley’: Romance Fiction, Female Sexuality and Class,” Feminist Review 16 (1984): 7-25.

[4] 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New York: Methuen, 1984), 21.

[5] 「女同志連續體」一詞出自美國同志詩人芮曲(Adrienne Rich),指女女之間非情慾化的認同經驗。見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4 (1980): 6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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