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愉悅的甜蜜復仇:《惡女訂製服》的時尚推理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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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女訂製服》(The Dressmaker)改編自澳洲作家蘿瑟琳漢(Rosaline Ham)的同名小說。標題說得很清楚了,這是一個關於裁縫與時尚的故事。那麼,討論《惡女訂製服》,當然不可能不提時尚。值得注意的是,時尚在這部電影中不只是視覺的符碼,更進一步化為敘事的核心。要談《惡女訂製服》的時尚,我們可以回到故事發生的年代:五〇年代。

蘿瑟琳漢將故事地點設定在虛構的澳洲小鎮鄧歌塔(Dungatar),卻將時間設定在二戰後的五〇年代。這是一個別出心裁的時代設定,因為五〇年代是時尚復興的年代。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物資匱乏,英國政府開始推行衣物定量配給。是在這時,「實用計畫」(“Utility scheme”)主導了傢俱設計,主導了女性時尚;也是在這時,設計師推出經濟實惠的量產模型。二次大戰並未完全阻礙時尚發展,甚至因此開創出獨特的服裝美學,但衣物管制卻也不免壓抑了女人打扮的渴望,享樂的權利。[1]

二次大戰以後,女人重奪時尚裝扮的權利。迪奧(Christian Dior)在這個歷史轉折點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在1947年以「新風貌」(“The New Look”)系列,重新喚醒了女人對陰性衣物的眷戀。「新風貌」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得以成為定義四〇年代末與五〇年代的時尚面貌?事實上,「新風貌」一點也不「新」。[2] 它以凸顯腰身的外套搭配蓬鬆的長裙。這樣注重腰身與臀部的設計,甚至可以被視為「前香奈兒」的復古時尚,召喚著維多利亞時期的衣飾記憶。

可是,迪奧的設計之所以會造成流行,不在於它的「摩登」,不在於它的「現代」,而在於它在特定的歷史時間點上,成功地讓女人找回時尚裝扮的愉悅。葛蘭特(Linda Grant)因此在《深思熟慮的穿衣者》(The Thoughtful Dresser)中說了,迪奧的新風貌是「愉悅的藝術」(“the art of taking pleasure”)。這不只是戰後時尚復甦的年代,這更是女性時尚重新「愉悅化」的年代。[3]

因此,《惡女訂製服》的五〇年代就不再是單純的五〇年代。《惡女訂製服》的五〇年代是「時尚再愉悅」的五〇年代。電影一開始,當緹莉重返澳洲家鄉,警長就發現她穿著非常接近迪奧。緹莉說,這套衣服是她自己做的,但的確啟發自迪奧。迪奧因此化為電影中的敘事符碼,暗示了五〇年代的時尚復興,以及緹莉透過陰性時尚所帶來的一場甜蜜復仇。

不少評論家已經發現,這是一個返鄉的故事。迪奧不只標示了時尚歷史的轉折,也標示了時尚地理的位置。迪奧象徵巴黎大都會。因此,這是一個女人從巴黎返鄉,從都會返回鄉村的故事。可是,這同時是一個變身的故事。緹莉不是單純回歸,也不是反璞歸真,而是華麗重生。二十五年前的瑪朵,化為二十五年後的緹莉。瑪朵透過時尚,一手將自己再造為「緹莉」,這是身份的重新打造,也是時尚的復興再生。

時尚在《惡女訂製服》中,同時是緹莉的歷史與未來。時尚是緹莉的歷史,因為那是她與母親茉莉連結在一起的關鍵。時尚的手藝是茉莉唯一可以傳給緹莉的陰性遺產。她們的關係愛恨交織,唯有時尚手藝揭露了母女旖旎纏綿的連續體。可時尚同時是緹莉的未來。茉莉在緹莉離開以後成為小鎮賤斥的瘋狂女人,緹莉在小鎮的歷史定罪下成為受詛咒的不幸女人。現在,這個受詛咒的不幸女人,將要繼承瘋狂女人的時尚手藝,對小鎮進行一場甜蜜的復仇。

因此,在重回鄧歌塔以後,緹莉以陰性時尚收復了這個原先相當陽性的小鎮。原本由陽性運動主導的小鎮,被緹莉一場挑逗操弄男性凝視的個人服裝秀給搗亂。原本去身體去時尚的小鎮少女,全都在緹莉的訂製服之下,展露自己壓抑的物質渴望。原本代表父權司法體系的警長,也在緹莉的時尚勾引之下,揭露出自己暗藏於衣櫃之內的變裝慾望。緹莉以陰性時尚愉悅,成功地解構了鄧歌塔的父權體系與保守社群。

不過,緹莉真正返鄉的原因,當然不在於以陰性時尚收復小鎮,而在於以自己的方式,找出當年命案的真相。這畢竟是一個帶血的推理故事。時尚作為《惡女訂製服》的核心敘事,因此不只在於歷史的暗示,不只在於地理的隱喻,也不只在於角色的重塑,更與這個故事暗藏的推理體質完美結合,開創出「時尚推理敘事」(fashion detective narrative)的可能。

緹莉製作的是高級訂製服(couture),而不是量產的成衣。這是她發展出「陰性推理」的關鍵線索。她並不仰賴陽性的官方體系找出證據,也不仰賴小鎮的保守社群來肯認真相,因為那正是當年將她定罪,使她成為「受詛咒的女人」的壓迫力量。相反的,緹莉以自己擅長的時尚手藝,一點一滴挖掘出她想要知道的真相,正如,她的每一件訂製服,都是自己一針一線縫製出來的一樣。她以舞會訂製服套出了葛楚的實話,也以衣物迷戀瓦解了警長的面具。在《惡女訂製服》中,陰性的時尚手藝,最後化為陰性的推理路線。

故事的最後,緹莉找出了自己想要得知的真相。可是,她依舊選擇以自己的方法「結案」:以一把火,燒了這個虛偽保守的小鎮。這讓我想起了美國劇作家蘇珊格拉斯拜(Susan Glaspell)1916年那部經典的單幕推理劇《芝麻小事》(Trifles)。在《芝麻小事》中,被視為鄉村愚婦的海爾太太與彼得斯太太,待在陰性的廚房中,閒話家常,四處摸索,居然意外地打敗了地方檢察官與警長,找到了命案的關鍵線索。可是,劇本的最後,她們卻決定不要將真相交給警長,逃逸於父權的司法體系之外,自己將案件給「打上死結」(“knot it”)。

在《惡女訂製服》中,緹莉也以自己的方式,找出了真相,替它打上了死結。於是她依舊是受詛咒的女人,於是母親依舊是瘋狂的怪物,於是警長也依舊是躲在衣櫃中的變裝男子。可是,緹莉的復仇,並不在於洗去污名,使真相大白,而在於以陰性推理編織出自己的「真相」,以一把火燒去了小鎮的虛偽,然後,帶著污名與秘密,逃出小鎮的灰燼之外。

如果下一站不能是巴黎,她說,那就去墨爾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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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Elizabe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I. B. Tauris, 2003), 80-82.

[2] 迪奧的設計最早名為「花冠」(Corolle)。「新風貌」一詞出自《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的總編輯卡梅爾史諾(Carmel Snow)。而後,這系列便以「新風貌」之名走入時尚史中。關於迪奧創造「新風貌」的歷史,見 Valerie Steele, Fifty Years of Fashion: New Look to No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5.

[3] Linda Grant, The Thoughtful Dresser: The Art of Adornment, the Pleasures of Shopping, and Why Clothes Matter (New York: Scribner, 2009),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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