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上校:艾倫瑞克曼與1995年《理性與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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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登上校不浪漫,但是艾倫瑞克曼(Alan Rickman)的布蘭登上校很浪漫。

對《理性與感性》的常態閱讀是將愛蓮諾視為理性代表,瑪麗安視為感性代表,但愛蓮諾與瑪麗安並非二元對立,「理性」與「感性」也不是普世概念,而有其歷史脈絡。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的「感性」(sensibility)是個雙面刃,適當的感性被視為美德的必須,同理的基礎,但過多的感性則構成浪漫的激情,潛在的危險──尤其是對女性而言。[1]「感性」因此成為意義矛盾的政治語彙與意識形態的衝突場域。這是為什麼,感性的沈溺自十八世紀後半葉開始受到保守作家的強烈抨擊;這也是為什麼,即便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都在那本日後被視為女性主義始祖之作的《女權的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強調理性與節制的重要,反對感性與情緒的宣洩。當然,女性主義學者後來發現,沃斯通克拉夫特也自我矛盾,在死後才被出版的情感小說《瑪麗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中流露出陰性感知,彰顯了意識形態的曖昧糾結。[2]

瑪麗安的「感性」並不「原真」,而來自文本。她熱愛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的詩句[3],她抱怨愛德華讀詩缺乏必要的激情。在《理性與感性》中,回應得了瑪麗安浪漫想像的,只有魏樂比。魏樂比與瑪麗安共享文學品味,共塑浪漫激情;魏樂比甚至與瑪麗安一起讀《哈姆雷特》(Hamlet)。我們知道,莎士比亞自十八世紀起被女性大量重奪,化為煽情羅曼史。表面上看起來,《哈姆雷特》是個挺奇特的選擇,但這部莎劇的悲劇主角不只是哈姆雷特,也是奧菲莉亞。魏樂比或許不是哈姆雷特,但瑪麗安自我演繹了奧菲莉亞。她沒有發瘋,卻任自己宣洩悲傷,釋放痛苦,扮演戲劇中的浪漫戀人。瑪麗安的「浪漫」指的不是與伴侶婚姻結合的穩固愛情,而是浪漫文學中隱藏的短暫激情。

珍奧斯汀的布蘭登上校回應不了瑪麗安的浪漫渴望,但艾倫瑞克曼的布蘭登上校或許可以。[4] 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在改編這部電影時說了,《理性與感性》的愛德華與布蘭登上校缺席的時間比在場的時間多。這部小說真正的主角,畢竟是愛蓮諾與瑪麗安。因此,艾瑪湯普遜努力將藏在幕後的兩個男人推到幕前。[5] 但是愛德華與布蘭登上校的在場意圖不在提高男人的重要性,而在於滿足女人的情慾想像。所以,艾倫瑞克曼的布蘭登上校在大雨中抱著瑪麗安,複製了魏樂比最初與瑪麗安的邂逅。艾倫瑞克曼的布蘭登上校在等待瑪麗安康復時,痛苦地對愛蓮諾說「給我一點事情做,否則我將發瘋」(“Give me an occupation, or I shall run mad”)。最重要的是,艾倫瑞克曼的布蘭登上校不只閱讀,更陪瑪麗安閱讀。他或許不與瑪麗安共讀《哈姆雷特》,但他替瑪麗安朗讀《仙后》(The Faerie Queene)。《仙后》一方面是文藝復興時期寓言文學(allegorical literature),隱含大量政治宗教隱喻,另一方面卻也繼承了中世紀的騎士文學(chivalric romance)傳統。因此,布蘭登上校的《仙后》回應的是瑪麗安的浪漫渴望,正如莎士比亞原先寫給「俊美少年」的第116首十四行詩,也在艾瑪湯普遜的改寫中,化為對瑪麗安浪漫主義的呼應。

艾倫瑞克曼的布蘭登上校可以為你發瘋,為你讀詩,為你在雨中化為拜倫式英雄──艾倫瑞克曼的布蘭登上校很「浪漫」,而也因為很浪漫,艾倫瑞克曼最終改寫了《理性與感性》。瑪麗安與布蘭登上校的結合未必代表婚姻體制內的合宜之愛,未必代表對浪漫想像的節制壓抑,而可能象徵激情的重生,戲劇的延續。這一次,瑪麗安可以繼續在自己源自文本的浪漫想像中粉墨登場,在荒野中奔跑,在大雨中咆哮,為詩歌激昂,為戲劇落淚──因為有了艾倫瑞克曼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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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關於十八世紀感性的性別政治,見 Claudia L. Johnson, “A ‘Sweet Face as White as Death’: Jane Aust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ale Sensibility,”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2.2 (1989): 159-74; Johnson, Jane Austen: Women, Politics, and the Nov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49-72.

[2] 關於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意識形態矛盾,見 Mary Poovey, 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48-113.

[3] 威廉古柏也是珍奧斯汀熱愛的詩人,因此常有人將珍奧斯汀視為瑪麗安的原型,並認為珍奧斯汀對瑪麗安過多的感性投注同情。見 Emily Auerbach, Searching for Jane Auste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4), 102-4.

[4] 關於1995年《理性與感性》對愛德華與布蘭登上校的角色重塑,見 Nora Foster Stovel, “From Page to Screen: Emma Thompson’s Film Adaptation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Persuasions 32.1 (2011).

[5] Emma Thompson, Jane Austen’s Sense and Sensibility: The Screenplay and Diaries by Emma Thompson (London: Bloomsbury, 1995),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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