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姊妹與壞姊妹:珍奧斯汀書信與小說中的姊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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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一篇名為〈珍奧斯汀是同性戀嗎〉(“Was Jane Austen Gay?”)的文章,在珍奧斯汀學界掀起了滔天大浪。這篇文章出自美國知名文學評論家泰瑞凱叟(Terry Castle)之手,原先是凱叟替迪卓拉斐(Deirdre Le Faye)新編的《珍奧斯汀書信集》(Jane Austen’s Letters)所寫的書評,卻因為標題聳動的提問,化為世紀末最受爭議的文學評論之一。

事實上,凱叟從來沒在文章中宣稱珍奧斯汀是現代社會定義中的「女同性戀」。作為女同性情慾研究的教母級人物,凱叟自然知道,「同性戀」作為一種現代身份與情慾類別,在珍奧斯汀所處的英國尚未現身。那麼,凱叟到底在這篇爭議性文章中寫了什麼?凱叟發現,珍奧斯汀的書信中充滿了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早期親密的姊妹互動。她大方嘲弄男人,卻細膩書寫女人。當然,珍奧斯汀寫的不只是女人的身體──她寫的更是自己與卡珊卓的身體。當珍奧斯汀前往倫敦與巴斯購物時,信件中對布料、對樣式、對尺寸的耐心描繪,再再都是對姊妹身體的溫柔召喚。卡珊卓顯然是珍奧斯汀最重要的情感寄託,而這樣超越婚姻存在的女女情誼,正是凱叟想要強調的慾望可能。其實,〈珍奧斯汀是同性戀嗎〉是當初《倫敦書評》編輯所下的封面頭條;凱叟真正的文章標題,是〈姊妹之間〉(“Sister-Sister”)。[1]

保守的珍奧斯汀學者或許不買凱叟的帳,但沒有人可以否認珍奧斯汀與卡珊卓之間的姊妹情誼。所有的珍迷都知道,珍奧斯汀終身未婚,而晚年在喬頓(Chawton)小屋中與她共享同一間臥房的,就是卡珊卓。是在這間臥房中,珍奧斯汀與卡珊卓迎接每一天的開始;也是在這間臥房中,卡珊卓陪伴珍奧斯汀度過逝世前的八年歲月。喬頓小屋最後在1949年被改建為珍奧斯汀家居博物館(Jane Austen’s House Museum)。半個世紀以來,所有前往這座博物館朝聖的珍迷都在臥室前想像,珍奧斯汀究竟是否真的與卡珊卓同床共枕?[2] 姊妹共床(bed-sharing)畢竟是當時存在女人之間的普遍經驗。影響珍奧斯汀最大的先驅之一芬妮柏尼(Fanny Burney)就與妹妹蘇珊娜共床。在蘇珊娜成婚三個禮拜前,芬妮柏尼寫了一封悲喜交加的信給妹妹,對於自己即將不再和她共享一個房間與一張床表示難過。[3] 芬妮柏尼失去了蘇珊娜,所幸珍奧斯汀終其一生擁有卡珊卓。

姊妹情誼不只是珍奧斯汀書信中的細膩描述,更促成了當代電影中的浪漫想像。 在2007年同時推出的兩部珍奧斯汀傳記電影《珍愛來臨》(Becoming Jane)與《珍奧斯汀的獨白》(Miss Austen Regrets)中,卡珊卓都扮演了不可小看的角色。《珍愛來臨》中的焦點雖然是珍奧斯汀的年少之愛湯姆勒弗伊(Tom Lefroy),但少女奧斯汀陪伴卡珊卓度過未婚夫死亡的悲傷時期,卡珊卓也陪伴少女奧斯汀寫下那部日後將成為傳世經典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我們不會忘了,卡珊卓是珍奧斯汀最信賴的親密讀者,《珍愛來臨》的想像畢竟離珍奧斯汀不遠。《珍奧斯汀的獨白》更大膽了,既然這部傳記電影拍的是晚年與卡珊卓共居喬頓小屋的珍奧斯汀,那就更可以理所當然地質疑婚姻的必要性,質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珍奧斯汀的獨白》的主角不再是男人,而是珍奧斯汀、卡珊卓與姪女芬妮奈特(Fanny Knight)。在這個女性中心的世界之中,男人不是不存在,但男人是過客,只有女人是彼此生命中永恆的寄託。《珍奧斯汀的獨白》想讓我們知道,珍奧斯汀儘管終身未婚,卻也因為未婚,珍奧斯汀擁有了卡珊卓──這或許正是這部電影隱藏版的「愛情故事」。[4]

珍奧斯汀對姊妹的重視當然不只出現於書信,更出現於她的小說之中。我們都知道,《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的前身是一篇名為《愛蓮諾與瑪麗安》(Elinor and Marianne)的書信體小說。這個標題暗示得很清楚了:戴斯伍兩姊妹真正的愛戀對象或許不是愛德華費華士與布蘭登上校,而是彼此。[5]《理性與感性》在1811年出版時,早已有認識奧斯汀家族的讀者想像戴斯伍兩姊妹的原型出自珍奧斯汀與卡珊卓。後來幫珍奧斯汀寫了回憶錄的姪子詹姆士愛德華奧斯汀李(James Edward Austen-Leigh)不盡同意。他說卡珊卓或許是愛蓮諾,但珍奧斯汀不會是瑪麗安。[6]

奧斯汀李的觀察或許精確,但他不能阻止後世的珍迷持續想像珍奧斯汀小說中的姊妹原型來自生活經驗。愛蓮諾與瑪麗安共居的巴頓小屋(Barton Cottage)總讓我們想起珍奧斯汀與卡珊卓共享的喬頓小屋。值得注意的是,巴頓小屋共有四間臥房,戴斯伍母女四人原可以擁有各自的私人房間,但我們知道巴頓小屋有一個閒置的房間。那麼,愛蓮諾與瑪麗安有沒有可能如珍奧斯汀與卡珊卓一樣,共享一間臥房?[7]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當兩姊妹在倫敦時的確共享了一個房間。是在這個房間中愛蓮諾被瑪麗安的啜泣喚醒,看到了衣衫不整的瑪麗安倚在窗邊座椅藉著晨光寫信;也是在這個房間中瑪麗安對愛蓮諾吐露一切,分享了自己寫給魏樂比先生的激昂書信。臥房是愛蓮諾與瑪麗安建立親密情誼的陰性場域,也是瑪麗安躲避外在世界的秘密基地。當斯特姊妹拜訪戴斯伍姊妹時,她們無法進入臥房探視瑪麗安──那是只屬於愛蓮諾與瑪麗安的姊妹之域。[8]

當然,姊妹情誼不只發生於擁有血緣關係的姊妹之間。一旦結婚,女人便與大姑、小姑成為姊妹。凱叟就在〈姊妹之間〉說了,《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凱薩琳在與亨利提爾尼成婚之際,最開心的或許不是走入婚姻,而是能夠因此與提爾尼的妹妹愛蓮諾結為姊妹。凱薩琳與愛蓮諾展示了另一種「姊妹之間」。如果說珍奧斯汀與卡珊卓的「姊妹之間」是拒絕婚姻以後才成為可能的愛情故事,那麼,凱薩琳與愛蓮諾的「姊妹之間」則是走入婚姻以後卻更加親密的同性情誼。很多女性主義者抱怨珍奧斯汀老是寫婚姻,鼓吹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卻沒有發現,珍奧斯汀早就在小說中部署了種種不受婚姻限制的女女情誼。這些女女情誼就像是珍奧斯汀隱藏版的愛情故事,只有懂得密語的珍迷能夠解密,釋放潛伏於文本中的姊姊妹妹們。

珍奧斯汀不只寫好姊妹,更寫壞姊妹。如果連結好姊妹的是心事,連結壞姊妹的則是八卦。珍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中不只寫出了好姊妹代表珍與伊莉莎白,更寫出了壞姊妹代表莉蒂亞與凱蒂。當珍與伊莉莎白在臥房中吐露心事,莉蒂亞與凱蒂也在旅途中共享八卦。兩人結伴旅行時,莉蒂亞總不時八卦與調笑,而凱蒂則在一旁答腔與補充。當莉蒂亞與威克漢先生私奔時,凱蒂毫不驚訝,因為一直以來,凱蒂便知道莉蒂亞的曖昧情事。珍和伊莉莎白透過心事建立情誼,莉蒂亞與凱蒂則透過八卦結為盟友。

當然,莉蒂亞和凱蒂不是珍奧斯汀筆下唯一的壞姊妹代表。我們不會忘記,在珍奧斯汀少女時期的書信體小說《蘇珊夫人》(Lady Susan)中,蘇珊夫人便以一封封寫給密友艾莉莎的書信,揭露了自己操弄男人、掌控婚姻的計畫。書信不只是蘇珊夫人粉墨登場的舞台,更是蘇珊夫人與艾莉莎建構親密情誼的媒介。《蘇珊夫人》總不免讓我們想起那個在書信中幽默諷刺男人、精確觀察婚姻的珍奧斯汀。會不會,珍奧斯汀與卡珊卓除了可能是瑪麗安與愛蓮諾之外,更可能是蘇珊夫人與艾莉莎?也會不會,珍奧斯汀之所以書寫「壞姊妹」,用意不在於道德教訓,而在於悄悄釋放社會規範之外的禁忌慾望?

在今年剛出版的穿越小說《奧斯汀計畫》(The Jane Austen Project)中,化名瑪麗雷文斯伍的瑞秋回到1815年,因為和亨利奧斯汀訂婚而獲取珍奧斯汀的信賴。珍奧斯汀不只以「姊妹」呼喚瑞秋,更要求兩人開始以教名(Christian names)互稱。她是奧斯汀的「瑪麗」,而奧斯汀是她的「珍」。瑞秋在那一刻被巨大的喜悅給擄獲──原來成為珍奧斯汀的姊妹比任何求婚都還要美好。是的,珍奧斯汀不只擁有姊姊,不只在小說中寫出姊妹,更在兩百年來穿越時空,創造出無數來自未來的姊姊妹妹們。珍奧斯汀就是我們的好姊妹,壞姊妹。

 

(本文首先刊登於 Okapi 閱讀生活誌,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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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Terry Castle, “Sister-Siste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ugust 3, 1995, 3-6.

[2] 珍奧斯汀與卡珊卓在晚年是否共床,學界至今沒有定論。凱叟在〈姊妹之間〉中主張兩人共享一床。不過,柯普蘭(Edward Copeland)發現,珍奧斯汀的父親曾在1794年於貝辛斯托鎮的瑞林兄弟傢俱店(Ring Brothers of Basingstoke)訂購兩張床給女兒,因此,兩人自少女時期便擁有各自的床鋪。1801年,當奧斯汀一家離開史蒂文頓時,珍奧斯汀也曾在寫給卡珊卓的信件中提及兩人的床鋪。然而喬治英國時期的女性經常共床,珍奧斯汀也不時與母親、姪女、卡珊卓與瑪莎洛伊(Martha Lloyd)同睡。因此,兩姊妹在喬頓小屋中依舊有同床共枕的可能。見 Edward Copeland, “Persuasion: The Jane Austen Consumer’s Guide,” Persuasions 15 (1993): 111-23; Claire Tomalin, Jane Austen: A Life (New York: Vintage, 1999), 316, n. 5.

[3] 柏尼的書信描述如下:“There is something to me at the thought of being so near parting with you as the Inmate of the same House-Room-Bed-confidence-life, that is not very merrifying.” 見 Kate Chisholm, Fanny Burney: Her Life (London: Vintage, 1999), 117.

[4] 除了電影以外,珍奧斯汀與卡珊卓也被再現於大眾小說之中,包括彼得奇斯里(Jill Pitkeathley)的《卡珊卓與珍》(Cassandra & Jane)以及貝內特(Veronica Bennett)的《卡珊卓的妹妹》(Cassandra’s Sister)。關於流行文化中的奧斯汀姊妹再現,見 Juliette Wells, “The Closeness of Sisters: Imagining Cassandra and Jane,” Persuasions 30.1 (2009).

[5] 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曾於經典文章〈珍奧斯汀與自慰女孩〉(“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中指出愛蓮諾與瑪麗安的同性愛慾。儘管賽菊克認為這份愛慾遭到異性慾望取代,後繼批評家卻修正她的論點,主張姊妹之愛是貫穿《理性與感性》的敘事核心,而戴斯伍姊妹也是這本小說真正的愛慾主體。見 Eve Kosofsky Sedgwick, “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 Critical Inquiry 17.4 (1991): 818-37; George E. Haggerty, Unnatural Affections: Women and Fiction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73-87; James Thompson, “Sororadelphia: or ‘Even the Conjugal Tie Is Beneath the Fraternal,’” Persuasions 30.1 (2009).

[6] James Edward Austen-Leigh,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and Other Family Recollec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7] 也有學者認為在巴頓小屋中共房的是瑪格麗特與戴斯伍太太,而非愛蓮諾與瑪麗安。見 John Sutherland and Deirdre Le Faye, So You Think You Know Jane Aust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7.

[8] 除了愛蓮諾與瑪麗安之外,伊莉莎白與珍在朗伯恩莊園(Longbourn)也共享一房。穆蘭(John Mullan)指出,臥房在珍奧斯汀的小說中不只是場景設定,更是姊妹關係的隱喻。《理性與感性》和《傲慢與偏見》透過共房場景再現姊妹關係的親密,而《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與《勸服》(Persuasion)則藉由獨立的臥房暗示姊妹的疏離。見 John Mullan, What Matters in Jane Austen (London: Bloomsbury, 2012),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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