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奧斯汀2.0:社交網路世代中的珍奧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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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BBC文化發佈了一部影片,標題是:「如果珍奧斯汀的角色使用社交軟體」。一時間,兩百年前的攝政英國小說角色現身於Tinder之上。伊莉莎白將賓利先生往左滑,將柯林斯先生往左滑。中途威克漢先生傳來訊息,丟了一張具有性暗示的西洋劍圖片,輕挑地問:「想要私奔嗎?」最後,伊莉莎白遇到達西先生。她要向左滑還是向右滑?[1]

BBC文化的影片看似戲謔,卻未必不「珍奧斯汀」。事實上,這部影片揭露出珍奧斯汀小說的核心母題之一:社交性(sociability)。十八世紀,隨著英國的都會復興(urban renaissance),倫敦、巴斯與鄰近省鎮發展出學者口中的「仕紳閒暇經濟」(polite leisure economy)。[2] 在劇院、集會廳、遊樂花園與流通圖書館中,中上階級的男男女女不只進行休閒,更積極交會。是在這些場域中,喬治時期英國的男女發展出社交政治;也是在這些場域中,他們建構出展演自我。從語言、服飾到儀態,社交場域無處不是舞台,社交主體也無一不是表演。社交文化原意為促成中上階級之間的流動與互助,但是深知箇中秘密的人都知道,閒暇即政治,社交即戰場。

作為珍奧斯汀的文學先驅,芬妮柏尼(Fanny Burney)很早便在代表作《伊芙琳娜》(Evelina)中,寫出倫敦崛起的社交政治。《伊芙琳娜》的副標題說得很清楚了,這是一本關於「一名年輕淑女如何踏入世界」的故事(“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s Entrance into the World”)。伊芙琳娜在倫敦的德魯里巷劇院(Drury Lane theatre)與沃克斯霍爾花園(Vauxhall Gardens)中探索社交場域的界限與可能;更重要的是,伊芙琳娜在舞會中與歐維爾勳爵相遇。珍奧斯汀學者吉莉安羅素(Gillian Russell)說了,柏尼在這本小說中展示的是一種屬於十八世紀英國的「現代」羅曼史──以社交為主題、以舞會為中心。事實上,《伊芙琳娜》本身就是一個「社交空間」,就是一場舞會。[3]

延續「現代」羅曼史之社交傳統的,當然是珍奧斯汀。珍奧斯汀也寫倫敦,但珍奧斯汀筆下的倫敦具有矛盾意義。我們不會忘記,《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中的倫敦是瑪麗安戴斯伍心碎神傷之地。在倫敦的那場私人舞會中,瑪麗安得不到魏樂比的回應,承受了公眾的羞恥。舞會對瑪麗安來說,不是社交,是疏離;不是初萌的愛情,而是死去的單戀。但瑪麗安不是唯一與倫敦社交圈連結的珍奧斯汀角色。在這個需要以語言、以儀態、以服裝表演自我的權力舞台,女人未必全是弱者,反而有可能回過頭來操控男人。《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中的瑪麗克勞佛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在愛德蒙口中的倫敦時髦世界中如魚得水,運籌帷幄。儘管社交倫敦可能讓人心碎,卻也正是這個受到象徵資本貫穿的文化場域,給了十八、十九世紀女人重奪權力的可能。[4]

倫敦不是珍奧斯汀筆下唯一的社交中心。早在第一本完成的長篇小說《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中,珍奧斯汀便寫出了十八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另一個社交天堂──巴斯。《諾桑覺寺》就像是珍奧斯汀對《伊芙琳娜》的改編,寫的是未經世事的少女凱薩琳莫蘭「踏入世界」的故事。初抵巴斯,凱薩琳便迫不及待地在艾倫太太的陪同之下造訪巴斯著名的集會廳。在另一場舞會中,珍奧斯汀放入了一個歷史人物──司儀官(master of ceremonies)詹姆士金(James King)。在舞會中,司儀官扮演了督察禮儀秩序、引介男女認識的角色。是因為詹姆士金,凱薩琳才認識了提爾尼先生;也是這場舞會相逢讓我們確定,《諾桑覺寺》是繼承《伊芙琳娜》的一本「現代」社交羅曼史。[5]

珍奧斯汀為何能夠輕易走入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學者在過去幾十年來試圖提出不同的解釋。BBC文化的影片恰好給了我們其中一個答案──社交政治不死,只是還在變形。廣義「現代」的社交文化雖然在珍奧斯汀以後歷經了兩百年的流變,不變的卻是其中的表演性與政治性。我們總以為自己已經進入了毫無拘束、自由戀愛的時代,但社交軟體上的「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卻證明了十八世紀崛起的「現代」社交政治,依舊形塑著我們的主體。在社交軟體的權力舞台上,選擇什麼照片風格,喜歡什麼書籍音樂,挑揀什麼朋友社群,再再建構了個人象徵資本,決定了集體愛慾互動。社交軟體正如喬治時期舞會,在這場後現代的虛擬舞會中,外型可以打造,品味可以雕塑,社群可以操作,就連「個人性」(individuality),都可以是一場精準無誤的表演。現代社交性於是化為一個穿越兩百年的文化場域,一方面承載了歷史殊異性,一方面卻也暗渡了歷史連續體,告訴我們兩百年來,社交政治一直沒有消失,只是在不同的文化、社會與歷史時空之中,發展出新的技術,新的面貌。

Tinder上,伊莉莎白終於和達西先生配對了。兩人經典的唇槍舌戰,被搬到社交軟體的舞台上展演。只見達西先生來回編輯訊息,笨拙地連該用什麼表情符號都不知道。該給笑臉還是愛心?最後還是給了一個意義曖昧的大拇指。誰又能想到,真正能夠被放上社交軟體的,不是什麼前衛的現代作家,而是兩百年前的珍奧斯汀。參與這次編劇的BBC文化記者蓋樂(Sophia Smith Galer)說得沒錯──「下次當你在Tinder上再次往右滑時,別忘了珍奧斯汀。」

 

(本文為讀冊生活特別企劃「珍奧斯汀,上線中」專文導讀,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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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Sophia Smith Galer, “If Jane Austen Characters Used Dating Apps,” BBC Culture, August 10, 2017.

[2] 「英國都會復興」一詞出自歷史學家波賽(Peter Borsay)的同名經典論著。見 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 1660-1770 (Oxford: Clarendon, 1989).

[3] Gillian Russell, “Sociabilit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eds. Edward Copeland and Juliet McMa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8-79.

[4] 關於喬治英國時期的女人如何參與甚至主導都會場域的社交文化,見 Amanda Vickery, The Gentleman’s Daughter: Women’s Lives in Georg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llian Russell, Women, Sociability and Theatre in Georgian Lon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關於珍奧斯汀時期的巴斯社交文化及其文學再現,見 Paula Byrne, “‘The Unmeaning Luxuries of Bath’: Urban Pleasures in Jane Austen’s World,” Persuasions 26 (2004):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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