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后變形記:《一個巨星的誕生》與男同志的情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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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的眾多前身一樣,《一個巨星的誕生》(A Star Is Born)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明星電影」(star vehicle)。[1] 儘管這是布萊德利庫柏(Bradley Cooper)首次執導的作品,儘管《紐約客》資深影評人布洛迪(Richard Brody)聲稱庫柏讓這部電影「成為自己」[2],我們都無法否認,《一個巨星的誕生》屬於女神卡卡(Lady Gaga)。不過,《一個巨星的誕生》不只是一部「明星電影」,它更是一部「同志偶像電影」。從一九五四年的《星海浮沉錄》、一九七六年的《星夢淚痕》,一直到後千禧年的全新版本,這個百拍不膩的巨星誕生敘事不只網羅了不同時代的女星代表,而且她們都還是清一色的同志偶像。[3]

眾所皆知,主演《星海浮沉錄》的茱蒂嘉蘭(Judy Garland)是男同志崇拜追隨的偶像。對成長於五〇年代的男同志而言,這件事情似乎無需證明。英國同志學者戴爾(Richard Dyer)在編輯伯明罕同志解放前線(the Birmingham Gay Liberation Front)通訊時便曾刊登過一篇討論嘉蘭的文章。和原文作者一樣,戴爾認為在同志刊物發表嘉蘭相關的文章,幾乎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料,文章刊登之後竟引發各界質疑:嘉蘭為何出現在同志刊物?男同志又為何迷戀嘉蘭?是在此刻,戴爾決定認真回答這些疑問,並寫出那篇未來令他聲名大噪的經典文章──〈茱蒂嘉蘭與男同志〉(“Judy Garland and Gay Men”)。[4]

在〈茱蒂嘉蘭與男同志〉中,戴爾指出,一九五〇年是嘉蘭化身同志偶像的關鍵年份。是在這一年,嘉蘭終止了與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的合作;也是在這一年,嘉蘭嘗試自殺,震驚大眾。嘉蘭的事業挫敗、精神不穩與自殺嘗試,不只解構了主導米高梅時期的甜美形象,更間接造就了男同志對她的「酷兒閱讀」。原來嘉蘭並不真的那麼甜美,原來嘉蘭跟同志一樣受盡挫折,也原來,嘉蘭在《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裡發揚光大的「平凡」(ordinariness)形象,自始至終都是一種扮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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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爾在此提出一個極為關鍵的概念,那就是男同志之所以追隨嘉蘭,不在於她擁有什麼獨一無二的特質,而在於男同志能夠在特定的歷史時刻中,以自己的方法「閱讀」嘉蘭、「詮釋」嘉蘭,進而從異性戀主流社會中重奪嘉蘭。在嘉蘭的甜美形象破碎以後,男同志不只可以在「後五〇年代」的嘉蘭身上找到酷兒的痕跡,更能回過頭去,對「前五〇年代」的嘉蘭進行「男同志閱讀」(“a gay reading of Garland”)。在那個同性戀仍普遍需要「假裝平凡」的時代,男同志在嘉蘭身上找到了認同的位置,情感的投射。嘉蘭的「平凡」原來與男同志一樣,都是一種扮裝,一種戲擬,而這樣與平凡特質互為依存的「結構性關係」(“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ordinariness”),造就了嘉蘭與男同志之間的親密連結,也形塑了男同志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情感結構。[6]

既然「平凡」是種偽裝,那就表示嘉蘭其實一點也不「平凡」,只是等待伯樂挖掘。戴爾便發現,嘉蘭象徵了平凡與不凡、粉絲與明星之間的核心連結。她的「平凡」讓她置身男同志社群,成為男同志樂於認同的目標;她的「不凡」卻又帶領男同志跨越界線,走入電影建構出的花花世界。透過認同嘉蘭,男同志可以抗拒同化,頌揚差異;透過追隨嘉蘭,男同志也可以跳脫世俗,步入奇觀。[7] 嘉蘭同時作為普羅大眾與電影巨星的矛盾形象,完美體現了男同志在平凡與不凡、類同與差異之間的游移協商與往返辯證。是在這樣的協商與辯證之中,男同志反覆建構身份,透過「成為嘉蘭」(becoming Garland),重新「成為自己」。

有趣的是,《星海浮沉錄》講的正是一段由平凡走入不凡,從世俗踏入奇觀的故事。當這部電影在一九五四年上映時,嘉蘭已是男同志眼中的「後五〇嘉蘭」,是那個歷經風霜、扮裝平凡的「酷兒嘉蘭」。這說明了為何這個屢見不鮮的敘事會在嘉蘭主演之後,走入五〇年代男同志的情感結構 。[8] 和《綠野仙蹤》一樣,男同志將看似「異性戀」的《星海浮沈錄》納為己用,化為同志地下經典。和〈飛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一樣,嘉蘭在《星海浮沈錄》中所演唱的〈離別之人〉(“The Man That Got Away”),迅速成為同性戀的定番歌曲;往後每當同志偶像與扮裝皇后唱起這首歌曲,她們召喚的都不再只是嘉蘭的身影,更是同志的記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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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浮沉錄》與男同志的連結並不止於嘉蘭。誰又想得到二十年後,另一個同志偶像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會以《星夢淚痕》,讓這部電影再度「同性戀」起來。在主演了一系列「歡喜冤家喜劇」(screwball comedy)以後,《星夢淚痕》成為史翠珊用以重新打造自己的關鍵作品。《星夢淚痕》不只將故事從古典好萊塢搬上搖滾舞台,將艾斯特從電影明星化為流行歌手,更再現了煥然一新的女性形象。如果茱蒂嘉蘭在《星海浮沉錄》中以平凡特質召喚男同志社群,史翠珊在《星夢淚痕》中則以權力意象強勢回歸。在《星夢淚痕》中,史翠珊氣勢強大,面對搖滾巨星時也不甘示弱,甚至在第一次踏上舞台表演時,以一身灰色的女性西裝亮相。[10] 這是為什麼,《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資深影評人綺根(Rebecca Keegan)會主張,《星夢淚痕》反映了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相較於前兩版的女主角在結尾以「諾曼緬因太太」(Mrs. Norman Maine)自稱,《星夢淚痕》中的艾斯特從頭到尾都沒有放棄原有的姓氏。即便在婚後,她依舊堅持自己是「艾斯特霍夫曼豪沃」(Esther Hoffman Howard)。[11]

史翠珊在《星夢淚痕》中的時裝風格與形象展演的確受到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不過,綺根過於直觀的「歷史反映論」,不只簡化了女性主義的內部矛盾與電影產業的再現政治,也難以詮釋《星夢淚痕》與男同志之間的結構性關係。作為七〇年代的經典同志偶像,史翠珊吸引男同志的不只是充滿力量的女性形象,更是她兼具力量(empowerment)與傷感(sentimentality)的雙重特質。[12] 細看《星夢淚痕》,我們將不難發現,史翠珊所扮演的艾斯特總是在感傷與理性、脆弱與力量之間來回游移。她一方面可以身穿波希米亞長袍與愛人旖旎纏綿,一方面又可以換上權力套裝粉墨登場;一方面可以細膩演唱情歌〈常青之愛〉(“Evergreen”),一方面又可以高聲嘶喊力量搖滾。正是這樣豐沛的情感性與雙重特質讓史翠珊在七〇年代走入了男同志的情感結構,也問題化過於仰賴線性進步敘事的「歷史反映論」。[13]

以同志偶像的傳統重探《一個巨星的誕生》,我們將更能看出此次重拍的意義所在。當女神卡卡在這部電影中以平凡無奇的素顏造型現身時,主流媒體與閱聽眾皆大感詫異。不少人表示這樣的卡卡幾乎讓人「認不出來」(“unrecognizable”)。畢竟,從首張專輯《超人氣》(The Fame)開始,一直到後來的《超人氣魔神》(The Fame Monster)、《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與《流行藝術》(Artpop),卡卡的意象向來以詭奇與酷異著稱。這是為什麼在二〇一二年,美國酷兒理論家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會以卡卡為靈感,寫出那本有名的文化論著──《卡卡女性主義》(Gaga Feminism)。對哈伯斯坦來說,卡卡象徵的是酷異的性別(“Gaga genders”),酷異的情慾(“Gaga sexualities”),酷異的關係(“Gaga relations”)。卡卡不只標示了女性主義的全新可能,更推動了性別政治的前衛浪潮。她什麼都是,偏偏就不是正典,不是平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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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一路追隨卡卡的人而言,《一個巨星的誕生》中的形象轉變,應該不至於帶來太大震撼。畢竟,早在兩年前推出的錄音室專輯《喬安》(Joanne)中,卡卡便已透過外在形象與音樂風格,建構出一個更為「樸素」的自我。在主打單曲〈百萬理由〉(“Million Reasons”)中,卡卡不只接續了首發單曲〈完美幻象〉(“Perfect Illusion”)的結尾,更在黑白影像中高度後設地表演了一個洗盡鉛華的「後台自我」。二〇一七年,傳記紀錄片《五呎兩吋》(Five Foot Two)延續「喬安時期」的形象打造,不只捕捉了深受病痛折磨以及專為家人歌唱的卡卡,更多次強調卡卡在華麗裝扮背後的「平凡自我」。[15] 從錄音室專輯到《五呎兩吋》,「喬安時期」的卡卡有意識地展演平凡,早在《一個巨星的誕生》上映以前,就提前創造出「艾莉」這個角色。和《星海浮沉錄》與《星夢淚痕》一樣,《一個巨星的誕生》中的角色形塑與敘事推衍,高度仰賴流行偶像在電影外的意象打造。

卡卡的「平凡」是一種展演。而這段展演之所以有趣,在於卡卡最早以華麗詭奇的姿態開展事業。正因為卡卡曾經如此「超人氣魔神」,她的「喬安」才更具戲擬成分;正因為卡卡曾經如此「酷異」,她的「平凡」才會比「酷異」更像一種扮裝。這是為什麼卡卡會在此刻不斷強調,她不過是在「重新發明自己」(“reinvent herself”)──在《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專文中,卡卡形容自己正在「變形當中」(“I am just shape-shifting”);而在《風尚》(Vogue)雜誌的訪談中,卡卡更表示主演這部電影最大的挑戰,便是讓艾莉變得「不像卡卡」。[16] 越是「樸實無華」越是難以辨認,越是「洗盡鉛華」越是流動變形,卡卡的「展演性平凡」不是「反璞歸真」,而是更進一步地告訴我們──「平凡」不過是種偽裝(“ordinariness as a masquerade”)。

正是這樣在平凡與不凡之間的反覆辯證,讓女神卡卡巧妙呼應了茱蒂嘉蘭。五〇年代的嘉蘭透過甜美形象的破碎揭露「平凡」的模仿結構,後千禧年的卡卡則反過來透過華麗詭奇的意象突顯「平凡」的扮裝特質。五〇年代的男同志藉由「後五〇」的酷兒嘉蘭回頭閱讀「前五〇」的平凡嘉蘭,後千禧年的我們則藉由「超人氣時期」的詭奇卡卡解構「喬安時期」的樸素卡卡。在這樣的自我辯證與矛盾建構之下,女神卡卡一方面繼承了茱蒂嘉蘭,一方面也連同嘉蘭與史翠珊,一起走入了男同志的歷史情感結構中。

作為後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同志偶像之一,卡卡當然知道自己繼承了什麼傳統。她曾坦承嘉蘭是她最崇拜的演員,也表示接演這部電影像是從芭芭拉史翠珊手中接下同志偶像的精神火把(“she really made me feel like she passed the torch”)。[17] 在《一個巨星的誕生》的首映會上,卡卡更以一身紀梵希(Givenchy)的銀色禮服,間接向史翠珊與《星夢淚痕》致敬。[18] 從《星海浮沉錄》到《一個巨星的誕生》,嘉蘭、史翠珊與卡卡寫出的不只是一段承先啟後的天后變形記,更是一部屬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同志情感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解

[1] 關於「明星電影」的定義,見 Richard Dyer, Star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8), 61-62.

[2] Richard Brody, “The Real Subject of Bradley Cooper’s A Star Is Born Is the Star Power of Bradley Cooper,” The New Yorker, October 5, 2018.

[3] 《一個巨星的誕生》最早的版本為一九三七年的《星夢淚痕》,由珍妮特蓋諾(Janet Gaynor)與佛德烈馬區(Fredric March)主演。不過,也有人認為一九三二年的《好萊塢值多少》(What Price Hollywood)為更早的敘事原型。《好萊塢值多少》的導演喬治丘克(George Cukor)起初因故事過於相似而推卻《星夢淚痕》,而後卻執導了一九五四年的《星海浮沉錄》,成為貫穿這段改編史的關鍵人物之一。關於《好萊塢值多少》、《星夢淚痕》與《星海浮沉錄》的製作歷史與版本差異,見 James Stratton, A Star Is Born and Born Again: Variations on a Hollywood Archetype (Albany: Bear Manor, 2015).

[4] Richard Dyer, 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4), 137-91.

[5] 在《綠野仙蹤》中,嘉蘭所飾演的桃樂絲表面上雖象徵了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卻也可以被視為對性別典範的諷刺性仿擬,因此在後來化為同志敢曝美學中的經典圖像。關於嘉蘭與敢曝美學之間的關係,見 Dyer, Heavenly Bodies, 176-84.

[6] 這個詞當然讓我們想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有名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理論。不過,此處的「情感結構」一詞主要啟發自戴爾所論及的「男同志感知」(gay sensibility),以及嘉蘭與男同志社群形成的結構性關係。

[7] 這當然不代表男同志擁有「與生俱來」的差異──「後傅柯」的我們早已學會解構同性戀作為「內在差異」的意識形態。不過,正如戴爾所說,「平凡背後的差異」是五〇年代男同志「閱讀」嘉蘭的關鍵元素。見 Dyer, Heavenly Bodies, 151-65.

[8] 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星海浮沉錄》與嘉蘭作為同志偶像的意義。見 Richard Dyer, “A Star Is Bor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enticity,” in Stardom: Industry of Desire, ed. Christine Gledhill (London: Routledge, 1991), 132-40; Brian Currid, “Judy Garland’s American Drag,” Amerikastudien/ American Studies 46.1 (2001): 123-33.

[9] 同志偶像如芭芭拉史翠珊與伊迪娜曼佐(Idina Menzel),以及扮裝皇后吉姆貝利(Jim Bailey)與莎夏薇樂(Sasha Velour)皆表演過〈離別之人〉,足見這首歌曲對同志與扮裝文化而言的重要性。

[10] 身為執行製作人,史翠珊對自己的造型擁有高度主導權,也在電影中穿了不少自己的衣服,有意識地挪用明星意象來形塑角色。除了女性西裝之外,史翠珊在《星夢淚痕》中也穿了不少「反抗文化」(counter-cultural)風格的服裝,呼應了同時期的搖滾巨星史蒂維妮克斯(Stevie Nicks)。關於史翠珊在《星夢淚痕》中的時尚風格,見 Scarlett Newman, “In A Star Is Born, Barbra Streisand’s Clothing Was a Source of Power,” Garage, October 10, 2018.

[11] Rebecca Keegan, “Why Every Era Gets the A Star Is Born It Deserves,” Vanity Fair, October, 2018.

[12] 關於史翠珊與男同志之間的關係,見 William J. Mann, Hello, Gorgeous: Becoming Barbra Streis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 Mann, “The Gays Behind Barbra,” The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16, 2012.

[13] 戴爾也曾論及「情感性」(emotionality)作為嘉蘭吸引男同志的關鍵特質。嘉蘭的情感性同時體現了「受難」(suffering)與「力量」(strength),暗示嘉蘭無論受到多少挫敗都會一再回歸,因此召喚出五〇年代男同志的情感經驗。見 Dyer, Heavenly Bodies, 144-51.

[14] 儘管《卡卡女性主義》以女神卡卡為書名,哈伯斯坦並沒有花太多篇幅探討卡卡的音樂作品,較為深入分析的作品僅有卡卡與碧昂絲(Beyoncé)合作的單曲〈電話〉(“Telephone”)。見 J. Jack Halberstam, Gaga Feminism: Sex, Gender and the End of Normal (Boston: Beacon, 2012), 61-64.

[15] 〈百萬理由〉(“Million Reasons”)與《五呎兩吋》的再現策略某種程度上呼應了瑪丹娜(Madonna)一九九一年的紀錄片《與瑪丹娜共枕》(Truth or Dare)。在這支經典的紀錄片中,瑪丹娜同樣透過黑白與彩色影像的交錯,有意識地展演舞台下的「私密自我」,進而創造出後台自我比舞台形象更為「虛擬」的再現美學。關於《與瑪丹娜共枕》的美學策略,見 Georges-Claude Guilbert, Madonna as Postmodern Myth (Jefferson: McFarland, 2002), 61-74.

[16] Rachel Syme, “The Shape Shifte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3, 2018; Jonathan Van Meter, “Lady Gaga Opens up about A Star Is Born, Metoo, and a Decade in Pop,” Vogue, September 10, 2018.

[17] 有傳卡卡將在《一個巨星的誕生》之後接演史翠珊的百老匯經典《妙女郎》(Funny Girl),延續自己與史翠珊之間的「同志偶像傳承」。關於卡卡對嘉蘭與史翠珊的崇拜,見 Meter, “Lady Gaga Opens up about A Star Is Born.”

[18] 這件銀色禮服呼應的是史翠珊在《星夢淚痕》的葛萊美典禮一幕中所穿的戲服。見 Ilana Kaplan, “Lady Gaga’s A Star Is Born Premiere Dress Was an Homage to Barbra Streisand,” W, September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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