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當酷兒教母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發表〈珍奧斯汀與自慰女孩〉（“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一文時，她沒有想到自己無心插柳的閱讀策略，會在日後啟發一個世代的酷兒學者，開創「酷兒奧斯汀」（Queer Austen） 的研究路線。[1] 畢竟，正如賽菊克所說，奧斯汀批評不只以「膽小與平庸」（“timidity and banality”）聞名，更時常被保守學者用以維護異性戀正典，鞏固「一個女孩正在被說教」（“a Girl Being Taught a Lesson”）的敘事模式。相較於奧斯汀，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一本《簡愛》（Jane Eyre）風靡維多利亞社會，以拜倫英雄與歌德古堡體現顛覆慾望的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似乎更具「酷兒代言人」的資格。這是為什麼，當凱伊（Richard Kaye）在二〇一六年發表〈酷兒勃朗特〉（“Queer Brontë”）時，會以「令人好奇」（“curiously”）一詞形容勃朗特在酷兒理論中的「缺席」：「令人好奇地，儘管酷兒理論因賽菊克的《男人之間》（Between Men）而自維多利亞文學評論起家，批評家在挪用其視角時卻大多忽略了勃朗特姊妹的小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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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娃娃谷》（Valley of the Dolls）遲至現在才出版，它肯定會被視為一本「後《慾望城市》」的都會女性小說（Chick Lit）。這本在一九六六年掀起暢銷熱潮的傳奇小說擁有都會女性文學的所有元素──三個年輕女孩在大都會相逢，共享單身女子公寓，隨後在紐約、巴黎與好萊塢的星海與愛情路上歷經一次又一次的閃耀與幻滅。蘇珊（Jacqueline Susann）原本意圖根據自己的經驗，再現演藝圈的光芒與黑暗，卻沒有想到這本小說會擁有自己的生命，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反覆創造新興文化現象，成為美國流行文化史上最後設的一段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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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當構思第二本小說的海倫費爾汀（Helen Fielding）正愁經濟來源時，《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找上了她，希望她以自己的倫敦單身生活為基礎，開設一個專欄。費爾汀答應了，但她另有想法。一直以來，她便想替電視情境喜劇創造一個詼諧的單身女郎。現在，這個單身女郎終於可以在她的專欄中重生。二月二十八日，布莉姬瓊斯於《獨立報》首次亮相，在日記中告白自己攝取兩單位酒精，三千一百卡路里，而且抽了七根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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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時期修莎士比亞評論時，教授曾帶我們一起討論《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當我們讀到海倫娜向狄米崔求愛、因而說出「我是你的獵犬」（“I am your spaniel”）的著名場景時，教授忍不住說：「女人，有點尊嚴。」我當場回應：「你不懂海倫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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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巴黎左岸很藝術，也很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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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與女性文學對很多人來說是矛盾修飾格，但在英國文學史上，恐怖與女性文學卻有長達整整兩百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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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珍迷或許都曾夢想過與珍奧斯汀見面。當然，這不是現在才流行起的儀式。自維多利亞時期以來，珍迷對珍奧斯汀的召喚就不曾間斷。亞當斯（Oscar Fay Adams）早在十九世紀末一篇刊登於《新英格蘭雜誌》（The New England Magazine）的文章中寫下自己與珍奧斯汀，以及珍奧斯汀角色的相逢。在巴斯，亞當斯想像自己不只看見了珍奧斯汀，更看見了《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與《勸服》（Persuasion）中的男男女女。[1] 十年以後，希爾（Constance Hill）的奧斯汀召喚不再只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整本書。在1902年的《珍奧斯汀之家與好友》（Jane Austen: Her Home and Her Friends）中，希爾描述珍奧斯汀擁有巨大的魔力，讓她著魔般地拜訪所有她曾留下痕跡的地方。在希爾口中，這些殘留珍奧斯汀氣味的地方，名為「奧斯汀境地」（“Austen-land”）。[2] 她在珍奧斯汀出生並成長的史蒂文頓（Steventon）中宣稱自己看見少女奧斯汀與姊姊卡珊卓的身影；她幻想自己目睹珍奧斯汀走入貝辛斯托鎮（Basingstoke）的舞會。奧斯汀境地充滿了鬼魂──珍奧斯汀的鬼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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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掀起一陣珍奧斯汀狂熱。緊接在珍奧斯汀之後的維多利亞時期有珍迷，一次大戰期間有珍迷，二次大戰期間有珍迷，一直到九〇年代，柯林弗斯（Colin Firth）主演的BBC經典影集《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以及海倫費爾汀（Helen Fielding）的一本《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再次帶起一波延續至今的「後女性主義」奧斯汀浪潮。[1] 珍奧斯汀的粉絲有個代號，叫做珍迷（Janeites）；珍奧斯汀的熱潮也有個名字，叫做奧斯汀熱（Austen-mania）。兩個世紀以來，大家一直想知道，為什麼不是其他小說家，偏偏是珍奧斯汀備受寵愛？布朗斯坦（Rachel M. Brownstein）甚至寫了一本珍奧斯汀研究，書名就叫做《為什麼是珍奧斯汀》（Why Jane Aust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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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四日是希斯萊傑（Heath Ledger）的生日，英美流行媒體大量追憶他生前的演出。當然，最容易被提及的，是他在《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中演出的小丑。但是我最想念的希斯萊傑，卻出現在一部很少女的電影，那部電影叫《對面惡女看過來》（10 Things I Hate abo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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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來臨》（Becoming Jane）的改編來源是史潘斯（Jon Spence）備受爭議的傳記《成為珍奧斯汀》（Becoming Jane Austen），這是珍迷都知道的事情。[1] 但《珍愛來臨》之所以引發另一波爭議，不只是因為史潘斯的傳記，更因為它把珍奧斯汀短暫的愛情故事，拍成《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珍學名家琳區（Deidre Lynch）忍不住抱怨，為何珍奧斯汀的單身生活這麼困擾我們？為何我們總愛想像珍奧斯汀的小說來自現實中的愛情？[2] 可是，《珍愛來臨》的意義，或許不在於精確再現珍奧斯汀的生平──後現代的我們也都知道，精確再現本身的不可能性──而在於透過珍奧斯汀與《傲慢與偏見》的互文，一方面重寫我們對珍奧斯汀的既有想像，一方面試圖挖掘閱讀《傲慢與偏見》的其他可能。《珍愛來臨》告訴我們，珍奧斯汀不只可能是伊莉莎白，還有可能是莉蒂亞；而達西先生與威克漢先生，也可能是同一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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