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羅曼史與殖民性慾望:奧斯汀與勃朗特改編中的比較酷異性

一九九〇年,當酷兒教母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發表〈珍奧斯汀與自慰女孩〉(“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一文時,她沒有想到自己無心插柳的閱讀策略,會在日後啟發一個世代的酷兒學者,開創「酷兒奧斯汀」(Queer Austen) 的研究路線。[1] 畢竟,正如賽菊克所說,奧斯汀批評不只以「膽小與平庸」(“timidity and banality”)聞名,更時常被保守學者用以維護異性戀正典,鞏固「一個女孩正在被說教」(“a Girl Being Taught a Lesson”)的敘事模式。相較於奧斯汀,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一本《簡愛》(Jane Eyre)風靡維多利亞社會,以拜倫英雄與歌德古堡體現顛覆慾望的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似乎更具「酷兒代言人」的資格。這是為什麼,當凱伊(Richard Kaye)在二〇一六年發表〈酷兒勃朗特〉(“Queer Brontë”)時,會以「令人好奇」(“curiously”)一詞形容勃朗特在酷兒理論中的「缺席」:「令人好奇地,儘管酷兒理論因賽菊克的《男人之間》(Between Men)而自維多利亞文學評論起家,批評家在挪用其視角時卻大多忽略了勃朗特姊妹的小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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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羅曼史與殖民性慾望:奧斯汀與勃朗特改編中的比較酷異性

巴黎仍在燃燒:扮裝歷史的跨性別與種族惑亂

一九九〇年的紐約在燃燒。是在這一年,瑪丹娜(Madonna)發行了傳奇單曲〈風尚〉(“Vogue”),將源自紐約哈林的舞廳文化,推上了流行音樂的世界舞台。一時間,風尚舞(voguing)從地下浮出表面,從紐約飛到東京。〈風尚〉不只開創了流行,也點燃了戰火。瑪丹娜以白人主體位置再現有色酷兒舞蹈,引發了文化批評界的激烈論辯。有人說,〈風尚〉收編了黑人與拉丁裔同志次文化;也有人說,〈風尚〉體現的不是流行樂對次文化的收編,而是次文化對流行樂的顛覆。在〈宛如禱者〉(“Like a Prayer”)之後,瑪丹娜再次涉入「種族麻煩」,卻也因為這個「麻煩」,讓〈風尚〉至今仍是文化批評家不斷重返的經典文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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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女巫、百老匯:伊迪娜曼佐與音樂劇酷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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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為伊迪娜曼佐(Idina Menzel),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才會踏入卡內基廳。搬來紐約以後,我時不時便與這棟歷史建築擦身而過,但是和紐約其他著名地標一樣,它們往往化為我在街頭漫遊時的流動背景。去年十月,伊迪娜宣布將在十二月帶著聖誕音樂會「愛的季節」(“A Season of Love”)重返卡內基廳。這不是伊迪娜初次踏上這個舞台,距離上次的「裸足歌姬交響現場」(“Barefoot at the Symphony”),卻隔了整整七年。那天,伊迪娜穿著一身帥氣白色西裝登上舞台,在交響樂團的陪伴下演唱一系列聖誕組曲,以及她在音樂劇唱紅的經典名歌。對那些帶著孩子來過聖誕節的美國家庭來說,「愛的季節」或許只是一個尋常的聖誕晚會。對我來說,「愛的季節」卻是一個地下的酷兒盛宴。從《吉屋出租》(Rent)到《女巫前傳》(Wicked),從《女巫前傳》到《冰雪奇緣》(Frozen),伊迪娜唱出的不只是世紀之交的音樂劇轉型史,更是隨著音樂劇場流變的當代酷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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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的犯賤美學:敢曝與同志歷史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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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大都會博物館服飾研究院(the Costume Institute)宣布了今年春季的展覽主題:「敢曝:時尚筆記」(“Camp: Notes on Fashion”)。任何對敢曝有些微瞭解的人都知道,安德魯波頓(Andrew Bolton)挪用的是蘇珊宋塔(Susan Sontag)充滿爭議的文章──〈敢曝筆記〉(“Notes on ‘Camp’”)。在這場展覽中,波頓將從十七世紀的路易十四(Louis XIV)串連至十九世紀的花花公子(dandy),從夏佩瑞麗(Elsa Schiaparelli)的超現實主義鋪展到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的後現代拼貼,以服裝寫出一段敢曝物質史。[1] 不過,貫穿於這場展覽中的除了裝模作樣的華麗服飾之外,還有蠢蠢欲動的顛覆情慾。波頓當然明白,敢曝的歷史不只是時尚的,更是同志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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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弗女王:《真寵》與英國女同志史學惑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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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〇八年,一本匿名出版的諷刺手冊《敵對公爵夫人》(The Rival Duchess),以艾碧嘉瑪莎姆(Abigail Masham)與曼特農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的一段想像對話,帶出安妮女王(Queen Anne)與「新寵」艾碧嘉之間的同性韻事。[1] 在這本對話錄出現以後,瑪爾伯勒夫人莎拉邱吉爾(Sarah Churchill, Duchess of Marlborough)告誡女王,這些韻事恐怕已經「廣為流傳,人盡皆知」(“universally spread among all sorts of people”)。[2] 有趣的是,在艾碧嘉現身以前,女王原先的寵愛對象即是莎拉。在安妮的父親詹姆士二世(James II)的口中,兩人的親密關係可以說是「非典型激情」(une passion démesurée),早已逾越了十八世紀理想女性情誼的界線。這段發生於英國宮廷之內的女性愛慾糾葛,正是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話題新作《真寵》(The Favourite)的敘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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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啟示錄:《卡卡女性主義》的酷兒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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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三月,在萬眾引頸期盼之下,女神卡卡(Lady Gaga)終於推出暢銷單曲〈電話〉(“Telephone”)的音樂錄影帶。在這支音樂錄影帶中,卡卡延續〈愛情狗仔〉(“Paparazzi”)的結局,在謀殺男友以後高調地現身女子監獄,穿上鎖鏈勁裝與陽剛女同志囚犯當眾熱吻。[1] 從皮革、鎖鏈到手銬,卡卡將女子監獄化為一座大型的女同志愉虐場景,呼應了八〇年代誕生於女同志社群內部的性論戰。[2] 而後,她與碧昂絲(Beyoncé)攜手合作,踏上一段瘋狂的殺戮與公路之旅,左邊引用《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右邊致敬《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將〈電話〉化為一部獻給女人與女同志的後設文本,也將音樂錄影帶化為一場全民參與的流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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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變形記:《一個巨星的誕生》與男同志的情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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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的眾多前身一樣,《一個巨星的誕生》(A Star Is Born)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明星電影」(star vehicle)。[1] 儘管這是布萊德利庫柏(Bradley Cooper)首次執導的作品,儘管《紐約客》(The New Yorker)資深影評人布洛迪(Richard Brody)聲稱庫柏讓這部電影「成為自己」[2],我們都無法否認,《一個巨星的誕生》屬於女神卡卡(Lady Gaga)。不過,《一個巨星的誕生》不只是一部「明星電影」,它更是一部「同志偶像電影」。從一九五四年的《星海浮沉錄》、一九七六年的《星夢淚痕》,一直到後千禧年的全新版本,這個百拍不膩的巨星誕生敘事不只網羅了不同時代的女星代表,而且她們都還是清一色的同志偶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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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同性戀與演藝圈:《娃娃谷》與美國流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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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娃娃谷》(Valley of the Dolls)遲至現在才出版,它肯定會被視為一本「後《慾望城市》」的都會女性小說(Chick Lit)。這本在一九六六年掀起暢銷熱潮的傳奇小說擁有都會女性文學的所有元素──三個年輕女孩在大都會相逢,共享單身女子公寓,隨後在紐約、巴黎與好萊塢的星海與愛情路上歷經一次又一次的閃耀與幻滅。蘇珊(Jacqueline Susann)原本意圖根據自己的經驗,再現演藝圈的光芒與黑暗,卻沒有想到這本小說會擁有自己的生命,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反覆創造新興文化現象,成為美國流行文化史上最後設的一段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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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女孩俱樂部:珍奧斯汀與Chick Lit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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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當構思第二本小說的海倫費爾汀(Helen Fielding)正愁經濟來源時,《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找上了她,希望她以自己的倫敦單身生活為基礎,開設一個專欄。費爾汀答應了,但她另有想法。一直以來,她便想替電視情境喜劇創造一個詼諧的單身女郎。現在,這個單身女郎終於可以在她的專欄中重生。二月二十八日,布莉姬瓊斯於《獨立報》首次亮相,在日記中告白自己攝取兩單位酒精,三千一百卡路里,而且抽了七根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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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下流女孩美學:《歌喉讚》的後女力社群與流行樂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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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歌喉讚》(Pitch Perfect)原先不被看好,而後卻成為「驚喜賣座電影」(sleeper hit)來看,這部描述阿卡貝拉女團的音樂喜劇系列之所以獲得成功,來自閱聽眾的口耳相傳──尤其是少女與同志閱聽眾。《歌喉讚》系列受到少女與同志高度擁戴,甚至演變成流行文化現象,不能不提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催生了整個系列的編劇與製作人凱卡農(Kay C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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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下流女孩美學:《歌喉讚》的後女力社群與流行樂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