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蘇珊夫人尋婚計》（Love & Friendship）上映，讓所有的珍迷都瘋了。這部電影名字雖取自珍奧斯汀少女時期的作品《愛與友誼》，改編的卻是她少被論及的中篇小說《蘇珊夫人》（Lady Susan）。[1] 曾在一九九六年扮演艾瑪的凱特貝琴薩（Kate Beckinsale），二十年後再次出演珍奧斯汀筆下最迷人的反派角色。《蘇珊夫人》的魅力在哪，何以在被忽視了兩百年以後，重新帶起一波後千禧年的「奧斯汀狂熱」（Austen-mania）？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談《蘇珊夫人》所展現出的書信力量，以及惡女的魅力。

《蘇珊夫人》是書信體小說，因此，談《蘇珊夫人》，不可能不談書信寫作。一九三二年，在查普曼（R. W. Chapman）編輯的珍奧斯汀信件出版以後，珍奧斯汀的書信成為熱門的研究焦點。[2] 批評家想看她在信中談大事，談政治。當然，珍奧斯汀不是沒談過大事，也不是沒談過政治，但她的信件寫的大多是舞會，愛情，婚姻，風尚以及家庭瑣事。批評家失望了。他們不知道的是，芝麻小事舉足輕重，芝麻小事也有政治。正如她在一八〇八年寫給卡珊卓（Cassandra Austen）的信中所說的：「這些的確都是芝麻小事，不過卻是舉足輕重的芝麻小事。」（“Little Matters they are to be sure, but highly important.”）[3]

在珍奧斯汀的年代，寫信是女人的家務責任，也是女人的權力來源。十八世紀末，英國郵政系統的改革讓私人信件急速增長。女人每天寫信給親人，給伴侶，給密友；書信是女人的日常生活實踐。透過寫信，女人卻也掌握了人際關係，管理了婚姻經濟，調節了家庭社群；書信因此化為女人的日常權力展演。

書信是表演。書信本該私密，珍奧斯汀也從未想將信件公諸於世，可是，她當然也知道，就連寫給卡珊卓的親密信件，都是一種文字表演。所以，書信本身就是舞台。女人透過寫信表演不同層次的情感思緒，女人也透過寫信掌握細膩微妙的人際關係。表演性情感最終成為十八、十九世紀女人重新取得權力的策略。[4]

蘇珊夫人是表演性情感的箇中好手。在開啟小說的第一封信中，蘇珊夫人便對維儂先生表演親密，表演關心，希望能在教堂山落腳。下一封信，蘇珊夫人卻立刻向密友艾莉莎揭露自己逃離曼華林家，走投無路的窘境。蘇珊夫人將書信化為自己粉墨登場的舞台，透過書信表演各式各樣的情緒，也透過書信操弄錯綜複雜的人脈。向來識破她表演的凱薩琳維儂就說，蘇珊夫人最大的威脅，正來自於她對語言的完美掌握。書信不只是蘇珊夫人的文字舞台，更是蘇珊夫人的權力來源。

書信寫八卦。不過，正如芝麻小事舉足輕重，書信八卦也非同小可。八卦在父權社會的語言位階中原被賤斥，珍奧斯汀的書信卻揭露了八卦的政治性。八卦是社群互動的微妙體現，權力政治的陰性切面。透過八卦，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女性建構出陰性的書寫語言，在這個頻繁交換瑣事的過程中，形塑出女性的集體經驗。這當然讓我們想起了史派克（Patricia Meyer Spacks）口中的「嚴肅八卦」（“serious gossip”）。對史派克來說，「嚴肅八卦」不同於惡意謠言（“distilled malice”），也不同於漫漫閒談（“idle talk”）。 「嚴肅八卦」是一種親密論述，不只是女性用以表述自我的媒介，更是女性用以締結盟誼的形式。[5]

蘇珊夫人是八卦政治性的文學化身。她以八卦建構情誼，交換感情，也以八卦運轉人事，再造自我。艾莉莎與蘇珊夫人正是十八世紀女性透過八卦結盟的最好例子。然而，這只是文本內的八卦交換。《蘇珊夫人》最有趣的地方，是存在於文本內外的八卦交換──每一個快速翻閱《蘇珊夫人》、熱切期待後續發展的讀者，都是蘇珊夫人隱而不見的歷史共謀者。

當然，真正使蘇珊夫人化為珍奧斯汀筆下最迷人反派角色的原因，還是她對愛情婚姻的精妙操作。前一刻她還在控制女兒費德莉卡與詹姆士爵士成婚，下一刻便抵達教堂山將德寇西先生迷得神魂顛倒。前一刻才保證德寇西先生仍是囊中之物，下一刻便在德寇西先生憤而離去以後與詹姆士爵士再婚。蘇珊夫人是逃逸出父權控制的黑寡婦，也是流轉於婚姻市場的交際花。她精確計算每個角色的婚姻資本，殘酷摧毀資產階級的婚姻神話。蘇珊夫人不是捍衛真愛的伊莉莎白貝內特，也不是追求浪漫的瑪麗安達斯伍。在珍奧斯汀的小說中，蘇珊夫人無疑是最不典型的女英雄。蘇珊夫人是工於心計的瑪麗克勞佛──這一次，瑪麗克勞佛成為主角。

有人說，蘇珊夫人就是珍奧斯汀的文學化身。[6] 蘇珊夫人以戲謔口吻書寫情愛婚事，的確與奧斯汀敘事者的諷刺聲音高度重疊。很多人以為珍奧斯汀只是一個成天幻想真愛與婚姻的天真女孩，卻忘了她是最懂得計算婚姻資本的小說家。每個男主角擁有多少資產，她攤開來寫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7] 所以，與其說珍奧斯汀是伊莉莎白，不如說珍奧斯汀更似蘇珊夫人，在這權力分秒流動的婚姻市場中，以戲謔諷刺的分身遊走其中，不被吞噬。

到底哪一個才是珍奧斯汀？捍衛真愛的伊莉莎白，還是嘲弄婚姻的蘇珊夫人？這是批評家至今無法回答的問題。美國文化評論家洛菲（Katie Roiphe）曾在〈奧斯汀的曖昧〉（“The Ambiguities of Austen”）一文中，點出珍奧斯汀小說的內在矛盾。她發現，珍奧斯汀一方面看似穩固婚家體制的常規秩序，一方面卻又寫出常規之外的反派魅力，包括 《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中的瑪麗克勞佛，或是直到現在才因凱特貝琴薩而浴火重生的蘇珊夫人。洛菲說，「珍奧斯汀給了那些逃逸於傳統婚姻敘事之外的女人一種獨特的魅力──即便只有一會兒。」[8] 蘇珊夫人所象徵的，正是惡女的魅力。

誰又知道，寫了那麼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珍奧斯汀，內心可能藏著一個蘇珊夫人。在伊莉莎白主導了珍迷狂熱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終於重新有了蘇珊夫人。她不捍衛愛情，也不善良純真，卻在被掩埋了兩百年以後捲土重來，再次展現來自十八世紀末的惡女力。

 

（本文修訂版收錄於《珍奧斯汀短篇小說集》，好讀出版，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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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根據珍學學者，《蘇珊夫人》的初稿最早完成於一七九三或一七九四年。不過，一直是到一八七一年，這篇小說才在姪子奧斯汀李（James Edward Austen-Leigh）再版的《珍奧斯汀回憶錄》（A Memoir of Jane Austen）中與《華森一家》（The Watsons）一同現身。關於《蘇珊夫人》的生產脈絡，見 Claudia L. Johnson, Introduction to Northanger Abbey, Lady Susan, The Watsons, Sandi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i-xxxiv.

[2] 在查普曼以前，布萊彭勳爵（Lord Brabourne）早於一八八四年就出版了珍奧斯汀的信件，不過缺漏甚多。直到查普曼的版本現身，珍奧斯汀倖存的大多數信件才首次與大眾見面。在查普曼以後，拉斐（Deirdre Le Faye）於一九九五年重新編輯珍奧斯汀的書信，並持續增補信件。二〇〇四年，瓊斯（Vivien Jones）根據拉斐的版本，再次選輯了珍奧斯汀的信。這些版本差異最終也形成一門珍奧斯汀書信編輯學。依序見 Lord Brabourne, ed., The Letters of Jane Austen (London: Richard Bentley & Son, 1884); R. W. Chapman, ed., Jane Austen’s Letters to Her Sister Cassandra and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Deirdre Le Faye, ed., Jane Austen’s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Vivien Jones, ed., Jane Austen, Selected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這句話出自珍奧斯汀於一八〇八年十二月九日寫給卡珊卓的信。見 Jones, ed., Jane Austen, Selected Letters, 102.

[4] 關於珍奧斯汀書信與十八、十九世紀女性權力之間的關係，見 Susan C. Whealler, “Prose and Power in Two Letters by Jane Austen,” in Sent as a Gift: Eight Correspondence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Alan T. McKenzi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 173-200; Deborah Kaplan, Jane Austen among Wom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史派克的理論啟發後續學者以八卦重探珍奧斯汀的小說與書信，見 Patricia Meyer Spacks, Gossip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Jan B. Gordon, Gossip and Subver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58-96; Elaine Bander, “Gossip as Pleasure, Pursuit, Power and Plot Device in Jane Austen’s Novels,” Persuasions 23 (2001): 118-29; Erin M. Goss, “Homespun Gossip: Jane West, Jane Austen, and the Task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56.2 (2015): 165-77.

[6] 這個說法出自莫椎克（Marvin Mudrick）有名的珍奧斯汀研究。見 Marvin Mudrick, Jane Austen: Irony as Defense and Discove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127.

[7] 關於珍奧斯汀與同時期女作家對經濟與金錢的再現，見 Edward Copeland, Women Writing about Money: Women’s Fiction in England, 1790-18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Katie Roiphe, “The Ambiguities of Austen,”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9, 1997, 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