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絕命鎮》（Get Out）上映期間正好遇上「川普美國」的來臨，因此有人將這部電影視為川普美國的文化產物，甚至稱它為川普時期的第一部偏執恐怖電影。[1] 但這樣的評論或許正好收編了《逃出絕命鎮》的批判力道。因為，《逃出絕命鎮》真正的恐怖來源不是很白的「川普美國」，而是沒有比較不白的「歐巴馬美國」。

歐巴馬是黑人，但「歐巴馬美國」卻未必不白。美國有名的種族議題評論家懷斯（Tim Wise）便曾指出，歐巴馬執政時期的「色盲普同主義」（colorblind universalism），非但沒有改善黑人的處境，反而使黑人的處境更形艱難。[2] 「色盲普同主義」一方面宣稱種族不是問題，黑人與白人之間沒有區別（因此「色盲」），另一方面又藉此忽視黑人在白人主導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歐巴馬所宣稱的「沒有黑人美國，白人美國，拉丁裔美國與亞裔美國，只有美利堅合眾國」，正是種族普同修辭的最好代表。[3] 這是為什麼，「歐巴馬美國」雖然由黑人總統執政，卻沒有因此不「白」；某種程度上，是越來越「白」。這樣迴避了種族特定（race-specific）議題的社會結構，幫助的不是黑人社群，而是自詡「進步開明」、因此與種族主義沾不上一點關係的中產階級白人。而《逃出絕命鎮》要告訴你，在新世紀帶來平等表象的「歐巴馬美國」，可能是黑人所經歷過的最大惡夢。

《逃出絕命鎮》說的是白人女孩蘿絲帶黑人男友克利斯回郊區老家見父母的故事。蘿絲一家的郊區宅邸正如黑人文化評論家班傑明（Rich Benjamin）所形容的「白托邦」（Whitopia）──白人離開城市，移居郊區，一邊宣稱自己反對種族主義，一邊卻又持續浸淫中產白人文化。[4] 編導喬登皮爾（Jordan Peele）從未掩飾《逃出絕命鎮》是對「歐巴馬美國」的評論。蘿絲的爸爸特別強調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而且，如果歐巴馬要三度出來競選總統，他還是會再投給他一次。如果「歐巴馬美國」未必不「白」，且在色盲普同政策的運作之下讓中產階級白人更能穩固自己的主體位置與既有位階，那麼，活在「白托邦」中的白人反覆投給歐巴馬，也只是彰顯出美國民主政治與種族階級社會的共謀結構。而這顯然正是《逃出絕命鎮》的批判核心。貝克雷（Lanre Bakare）在《衛報》（The Guardian）中精確指出，《逃出絕命鎮》中的反派不是新興納粹（neo-Nazi），也不是另類右派（alt-right），而恰好是那群宣稱自己未曾歧視黑人、與種族主義無關的「進步白人」，恰好是那群最常閱讀《衛報》的忠實讀者。[5]

所以，《逃出絕命鎮》不只要反省保守種族主義，更要檢討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不在於批判「川普美國」的封閉政治，而在於撕裂「歐巴馬美國」的開明表象。《逃出絕命鎮》以恐怖文類揭露黑人在「歐巴馬美國」中所經歷的新型態恐怖。此恐怖之所以「新」，在於它不像舊有的種族隔離主義一樣排斥你；相反的，它意圖吸納你，卻在吸納的過程中同時收編了你。在此，喬登皮爾以「催眠」與「大腦移植手術」作為隱喻，暗示「進步開明」的當代美國如何透過洗白、仕紳化（gentrify）黑人來削去種族威脅，再將變得合宜體面（respectable）的黑人重新納入白人社會結構之中──這難道不正暗示了歐巴馬所象徵的少數族裔模範與黑人美國夢嗎？

《逃出絕命鎮》中的「催眠」與「移植」隱喻，當然讓我們想起當年回應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事實上，《超完美嬌妻》正是喬登皮爾最初的靈感來源之一。[6] 原著小說家艾拉雷文（Ira Levin）在《超完美嬌妻》中創造出虛構社區「史坦佛」（Stepford），寫出郊區主婦被丈夫們變為乖巧機器人的女性惡夢。女主角喬安察覺郊區文化的異狀，化身主婦偵探進行調查，延續了雷文自《失嬰記》（Rosemary’s Baby）開始部署的「女性偏執」（female paranoia），探討女人在父權社會中所切身感受的性別焦慮。[7]《逃出絕命鎮》改寫《失嬰記》與《超完美嬌妻》中的「女性偏執」，發展出「黑人偏執」（black paranoia）的敘事可能。當所有白人都暗示克利斯無需多慮的時候，是他的偏執，他的懷疑，他的焦慮，讓他成功逃出「白托邦」，保住黑人主體性。

但《逃出絕命鎮》不只探討了種族政治，也隱含了性別政治；而埋藏在背景中的性別政治，是至今多數評論家忽略的議題。有人說，《逃出絕命鎮》是對「白人女性主義」（white feminism）的批判。[8] 但單單將蘿絲視為「白人女性主義」的代表似乎過於簡單。畢竟，《逃出絕命鎮》再現的不只是黑人的惡夢，更是「黑人男性」的惡夢。克利斯經歷的恐怖雖然來自「歐巴馬美國」，卻也來自「白人女孩問題」。在多重意識形態的角力之下，蘿絲被刻劃為有慾的白人女孩，因恣意結交黑人男性而形成情慾威脅。這樣看來，克利斯的焦慮就不只是種族的焦慮，更是性別的焦慮；克利斯的挫敗也不只是黑人的挫敗，而是黑人陽剛（black masculinity）的挫敗。這是為什麼我們很難想像，若主角換成白人男性與黑人女友，《逃出絕命鎮》會是一樣的故事。克利斯好友羅德對白人女性（情慾）的仇視，以及兩人最後任蘿絲死去，以黑人男性結盟重新穩固（黑人）陽剛身份，正好透露出《逃出絕命鎮》中被隱而不談的「男托邦」（Mantopia）。

巧合的是，「男托邦」正是《超完美嬌妻》當年急欲批判的郊區性別政治。生於女性主義運動的《超完美嬌妻》與生於「歐巴馬美國」的《逃出絕命鎮》，因此形成有趣的對照，也映現出彼此的侷限。《超完美嬌妻》一方面批判了美國郊區中的「男托邦」，再現了拒絕家務、走出家庭的喬安，另一方面也隱含了《陰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所象徵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線性進步觀；《逃出絕命鎮》雖批判了歐巴馬美國中的「白托邦」，再現了拒絕被洗白、保住黑人主體的克利斯，卻也在重新建構黑人陽剛身份的同時，賤斥了充滿情慾威脅的白人女性主體。在多重再現政治的糾結纏繞中，我們當然不會再天真地以為只要逃出史坦佛、逃出絕命鎮就可以從此走入性別與種族的烏托邦。因此，《超完美嬌妻》與《逃出絕命鎮》的意義不只在於它們的激進，也在於它們的侷限；不只在於那些被突顯批判的，也在於那些被隱藏不說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解

[1] John Patterson, “Get Out: The First Great Paranoia Movie of the Trump Era,” The Guardian, March 6, 2017.

[2] Tim Wise, Between Barack and a Hard Place: Racism and White Denial in the Age of Obama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2009); Wise, Colorblind: The Rise of Post-Racial Politics and the Retreat from Racial Equit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2010).

[3] 這段宣言出自歐巴馬於200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所進行的演講：“There’s not a liberal America and a conservative America; ther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s not a black America and a white America and Latino America and Asian America; ther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 Rich Benjamin, Searching for Whitopia: An Improbable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White America (New York: Hyperion, 2009).

[5] Lanre Bakare, “Get Out: The Film That Dares to Reveal the Horror of Liberal Racism in America,” The Guardian, February 28, 2017.

[6] 《超完美嬌妻》曾歷經兩次電影改編，喬登皮爾的靈感來自1975年由福布斯（Bryan Forbes）執導的版本。除了《超完美嬌妻》以外，《失嬰記》也是《逃出絕命鎮》的靈感來源。見 Scott Mendelson, “Jordan Peele Talks Get Out and His Love for Horror Movies,” Forbes, October 5, 2016.

[7] 關於《失嬰記》中的「女性偏執」，見 Sharon Marcus, “Placing Rosemary’s Baby,”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5.3 (1993): 121-53; Karyn Valerius, “Rosemary’s Baby, Gothic Pregnancy, and Fetal Subjects,” College Literature 32.3 (2005): 116-35.

[8] Tari Ngangura, “White Liberals Are Taking Wrong Lessons Away from Get Out,” Vice, March 1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