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戰爭:《美麗心計》中的婚家政治與新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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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尚馬克瓦利(Jean-Marc Vallée)執導、改編自莫芮亞蒂(Liane Moriarty)同名小說的HBO影集《美麗心計》(Big Little Lies)一開播就受到熱烈討論。很多人將《美麗心計》與《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比較。當然,把郊區家庭政治寫成懸疑推理故事也讓我們想起當年回應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但《美麗心計》中的婚家戰場歷史,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久遠。

美國文學評論家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在爭議之作《慾望與家庭小說》(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開宗明義地表示,當十八世紀伴侶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與中產階級家庭崛起之際,一種「新型態的政治權力」(“a new form of political power”)也隨之誕生。[1] 這種政治權力管的不是公眾領域,而是私有領域。它管理婚姻,管理家庭,管理人際,也管理情感。但真正讓阿姆斯壯在當時成為最受爭議的文學評論家的,卻是她在書中的大膽假設──掌控新型權力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更精確來說,是「家庭女人」(domestic woman)。

阿姆斯壯的理論複雜化了女性主義論述,也指出了權力的曖昧型態。中產階級婚家一方面生產出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勞動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意識形態,將女人困在私有領域;另一方面,女性卻也在私有空間發展出另一種權力。阿姆斯壯以此理論重探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發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珍奧斯汀(Jane Austen)乃至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小說都參與了家庭女人的建構工程。而對阿姆斯壯來說,最經典的例子,是最後同時掌控了羅切斯特家居、羅切斯特情感的簡愛。

當然,阿姆斯壯的理論有其侷限。她自己後來也承認,《慾望與家庭小說》只能發展到《簡愛》(Jane Eyre)。我們知道,《簡愛》中的羅切斯特必須先被「閹割」,失去財產與權力,簡愛才能夠以女主人的姿態回歸,宣示主導權。如果入主婚家的女人不甘示弱,而在私有空間中發展出新型的權力模式,那麼男人自然可能回過頭來搶奪權力。這場發生於家庭場域的新型戰爭,正是《美麗心計》所要揭露的。

《美麗心計》把莫芮亞蒂原著小說中的虛構郊區琵利威(Pirriwee)移到美國加州蒙特雷(Monterey),但基本設定不變。比起城市,郊區小鎮是更能夠穩固婚家神話的伊甸園。但《美麗心計》卻要撕破美好想像,讓你知道郊區小鎮不是伊甸園,而是失樂園。這裡不是婚家神話中反覆頌揚的和平烏托邦──這裡是戰場。家庭戰場不同於政治戰場,它動用的是私有情感,它挪用的是婚姻資本,它使用的是家居語言。所以,就連用來穿插主要敘事的質詢片段,居民透露的證據都是「小鎮八卦」;也所以,《美麗心計》的主要戰場,發生於媽媽之間。

為了讓死對頭雷娜塔辦不成女兒的生日派對,美德琳可以叫自己的女兒不要參加生日派對,挪用女兒在班上的人氣擊垮對手。為了杯葛美德琳主導的音樂劇《Q大道》(Avenue Q)演出,雷娜塔在與市長開會時必須強調自己不以市民的身份發言,而以「媽媽」的身份關慰。雷娜塔與美德琳雖然是「家庭女人」,卻不是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反而有意識地操弄阿姆斯壯口中新型的政治權力。

也正是因為「母親」身份被雷娜塔與美德琳發展為權力的來源,她們成為父權社會中最可怕的一種女人──「去自然化」母性(maternal nature)的母親。與阿姆斯壯同時期的另一個文學評論家普薇(Mary Poovey)就在《非均等發展》(Uneven Developments)中指出,隨著中產階級興起的市場經濟,與婚家所建構的「母性自然論」形成矛盾。[2] 中產階級家庭必須透過反覆頌揚母性之自然來掩蓋母性背後隱藏的勞動結構。因此,最可怕的,不只是不當母親的女人,更是「去自然化」母性的女人。有意識操弄「母親」圖像,甚至將母愛化為權力型態的雷娜塔與美德琳,正是父權社會最害怕的「恐怖母親」。

但《美麗心計》再現的不只是女人的權力,更是男人的焦慮。蒙特雷的居民在接受質詢時說了,這不只是媽媽們的戰爭,這更是爸爸們的戰爭。《簡愛》中的家庭男人被勃朗特象徵閹割,《美麗心計》中的家庭男人卻試圖奪回權力。所以,待在家裡工作卻依然無法管控家庭生活的艾德,老是覺得自己是個被閹割的丈夫。所以,戰爭不只發生在美德琳與雷娜塔之間,戰爭也發生在艾德與奈森之間。也所以,就連把瑟列絲困在家中、拒絕讓她重回律師工作的派瑞,連自己無法出席開學、無法參與兒子校園生活,都可以備感焦慮,進而將焦慮化為暴力。

派瑞是《美麗心計》中最關鍵的男性角色。他同時身為「好爸爸」與「恐怖丈夫」的雙面身份不是矛盾修飾格;事實上,他殘酷揭露了所謂「新好男人」與父權社會之間的互生互謀。派瑞之所以一再強調自己是「好爸爸」,每每回到家中總是立刻討兩個兒子開心,為的正是試圖掌控家庭,奪回他在家居空間失去的權力。這是為什麼儘管瑟列絲已經依他所願放棄工作,管理家居,他依舊可以感到焦慮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派瑞不應該被視為殊異的角色,矛盾的存在,而應該被視為家居男人與父權結構互謀的精確再現。派瑞是「後《簡愛》」的新型父權,派瑞是當男人透過重返婚家來重奪權力。

正因為如此,《美麗心計》的結局就不應該被單純讀為對單一暴力男性的謀殺,而應該被讀為對新型父權結構的反抗。唯有將派瑞殺死,並且彼此掩護跳脫司法審判,五個「家庭女人」最後才能夠結盟。逃逸於正統司法體系,選擇以女性互相保守秘密來顛覆父權結構,當然讓我們想起了蘇珊格拉斯拜(Susan Glaspell)1916年那部經典的單幕劇《芝麻小事》(Trifles)。在這部劇本中,原本被隔絕於男性偵探領域之外的海爾太太(Mrs. Hale)和彼得斯太太(Mrs. Peters),居然在很「女性」的廚房中找到了關鍵的破案證據,並且因為認同謀殺丈夫的米妮,而決定將這個案件自己「打上死結」(knot it)。《美麗心計》的結局呼應了《芝麻小事》。因為聯手處置派瑞,因為替彼此守護秘密,原本彼此對立的母親因此形成女性社群。這些秘密無法跟男人分享,這些秘密逃逸於司法之外,故事結尾的「女人世界」,或許是《美麗心計》最激進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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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2] Mary Poovey,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s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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