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尚馬克瓦利（Jean-Marc Vallée）執導、改編自莫芮亞蒂（Liane Moriarty）同名小說的《美麗心計》（Big Little Lies）一開播就引發熱烈討論。有人將《美麗心計》與《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相比，也有人將《美麗心計》與《真實主婦》（The Real Housewives）相連。[1] 當然，把郊區家庭政治寫成懸疑推理故事，總讓我們想起當年回應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2] 但《美麗心計》中的婚家戰場，除了呼應了七〇年代的科幻寓言以外，還可以一路追溯到兩個世紀以前的歷史變遷。

美國文學評論家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在爭議之作《慾望與家庭小說》（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中開宗明義地表示，當家庭小說與教養手冊在十八世紀崛起之際，一種「新型態的政治權力」（“a new form of political power”）也隨之誕生。[3] 這種政治權力管的不是公眾領域，而是私有領域；它管理婚姻家庭，也調節情感人事。但真正讓阿姆斯壯在當年引發爭議的，是她在書中提出的大膽假設──掌控新型權力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更精確來說，是「家庭女人」（domestic woman）。

阿姆斯壯指出，家庭小說與教養手冊一方面生產出「分離領域」（separate spheres）的意識形態，將私有空間交予女人管理，另一方面，女性卻也在私有空間中發展出另一條權力路徑。[4] 她以此理論重探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史，發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奧斯汀（Jane Austen）乃至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都參與了「家庭女人」的建構工程。當然，阿姆斯壯的理論有其侷限；她自己後來也承認，《慾望與家庭小說》只能發展到《簡愛》（Jane Eyre），不足詮釋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歷史流變。[5] 我們知道，《簡愛》中的羅切斯特必須先被「閹割」，失去財產與權力，簡愛才能以女主人的姿態回歸，宣示自己在婚姻中的主導權。如果入主婚家的女人不甘示弱，而在私有空間中發展出另一種權力模式，那麼，男人自然可能回過頭來與女人爭權奪力。《美麗心計》意圖探討的，正是這場發生於婚家場域的新型戰爭。

《美麗心計》把原著小說中的虛構郊區琵利威（Pirriwee）搬到美國加州蒙特雷（Monterey），但基本設定不變。相較於城市，郊區向來是婚家神話的生產中心。但《美麗心計》要撕破美好表象，讓你知道郊區小鎮不是伊甸園，而是失樂園；這裡不是婚家神話反覆頌揚的烏托邦──這裡是戰場。家庭戰場不同於政治戰場，它動用的是私有情感，挪用的是婚姻資本，使用的是家居語言。所以，就連用來穿插主要敘事的質詢片段，居民所透露的證據都是「小鎮八卦」；也所以，《美麗心計》的主要戰場，發生在媽媽之間。

為了讓死對頭雷娜塔辦不成女兒的生日派對，美德琳可以叫自己的女兒不要出席，利用克羅伊在班上的人氣擊垮對手。為了杯葛美德琳一手主導的《Q大道》（Avenue Q）演出，雷娜塔與市長開會時必須強調自己不以市民身份發言，而以「母親」身份關慰。雷娜塔與美德琳雖然是「家庭女人」，卻不是家中天使，反而有意識地挪用阿姆斯壯口中的「新型態政治權力」。這是為什麼兩人越是扮演「母親」，就越使男人畏懼；越是經營婚家，就越閹割丈夫。對父權社會而言，可怕的不只是不當母親的女人，更是「過於」母親、因而「去自然化」母職的女人。巧妙操弄「母親」圖像，甚至將「母愛」化為權力來源的雷娜塔與美德琳，體現的因此不是中產階級的家居理想，而是「家庭女人」自十八世紀起學會掌握的新型權力。

但《美麗心計》再現的不只是女人的權力，更是男人的焦慮。如果說《簡愛》中的羅切斯特受到勃朗特象徵性的閹割，《美麗心計》中的「家庭男人」（domestic man）則試圖在婚家場域中重建權威。所以，這場家庭戰爭不只發生在美德琳與雷娜塔之間，也發生在艾德與奈森之間；所以，待在家裡工作卻依然無法掌控家庭的艾德，老覺得自己是個被閹割的丈夫；也所以，拒絕讓瑟列絲重返職場、將妻子困在家中的派瑞，就連參與不到兒子的校園生活都可以備感焦慮，進而將焦慮化為暴力。

派瑞是《美麗心計》中最關鍵的男性角色，也是婚家戰場的完美縮影。他結合了「好爸爸」與「恐怖丈夫」的矛盾主體，殘酷揭露了「家庭男人」與父權社會的共謀結構。派瑞之所以一再強調自己是「好爸爸」，每每回到家中總是立刻討兒子歡心，為的不是分擔瑟列絲的家務勞動，而是試圖奪回他在家居空間所失去的權力。這是為什麼當瑟列絲已如他所願放棄工作、扮演主婦，派瑞依舊認為在家中喪權的是自己，不是妻子；這也是為什麼，派瑞不應被視為殊異的角色設定，而應該被視為家庭男人與父權結構共謀的精確再現。派瑞是「後《簡愛》」的新型父權，是當男人透過婚家場域來重建主體，重奪權力。

這樣看來，《美麗心計》的結局象徵的便不是對單一男性的控訴，而是對新型父權的反抗。唯有將派瑞殺死，並且掩護彼此逃脫司法審判，五個「家庭女人」才能在最後化解矛盾，重新結盟。這段以「女性秘密」逃逸司法體系、抵抗父權制裁的敘事，當然讓我們想起了格拉斯拜（Susan Glaspell）的經典單幕劇──《芝麻小事》（Trifles）。在《芝麻小事》中，原本被隔絕於男性偵探領域之外的海爾太太和彼得斯太太，居然在很「女性」的廚房中找到關鍵的證據，並且因為認同米妮的殺夫動機，而決定私自將案件「打上死結」（“knot it”）。《美麗心計》的結局呼應了《芝麻小事》：因為聯手處置派瑞，集體守護秘密，原本彼此對立的「家庭女人」終於化為女性社群。這些秘密無法與男人分享，這些秘密逃逸於司法之外。故事結尾的「女人世界」，或許是《美麗心計》最激進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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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Mike Hale, “In Big Little Lies, Monterey Moms and Their Cliché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17; Emily Nussbaum, “The Surprising Generosity of Big Little Lies,”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26, 2017.

[2] 批評家同時注意到在《美麗心計》中飾演瑟列絲的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曾於《超完美嬌妻》與其他一系列電影中扮演過郊區主婦角色。見 Matt Zoller Seitz, “Big Little Lies Is All Surprise, No Suspense,” New York Magazine, February 6, 2017.

[3]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4] 阿姆斯壯的理論同時仰賴並修正「分離領域」史觀。儘管她重建了女性與私有空間的連結，卻也指出女性在私有空間中所發展出的權力政治。自八〇年代末起，「分離領域」史觀陸續受到其他女性主義史學家的挑戰。見 Linda Kerber, “Separate Spheres, Female Worlds, Woman’s Place: The Rhetoric of Women’s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1 (1988): 9-39; Amanda Vickery, “Golden Age to Separate Spheres? A Review of the Categories and Chronology of English Women’s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2 (1993): 383-414.

[5] 關於阿姆斯壯對《慾望與家庭小說》的延伸與修正，見 Nancy Armstrong, How Novels Think: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ism from 1719-19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Armstrong, “Gender Must Be Defended,”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1.3 (2012): 52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