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一段幻想物質史:《時尚惡魔的盛宴》中的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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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論及西方時尚中的中國元素,總不免看到東方主義的簡單指控。倒不是要否認東方主義的存在,但是在這個所謂的東方也透過反覆的「自我東方化」來重奪話語權的當下,究竟什麼是東方,什麼是中國,其實都不是一句東方主義可以帶過。以2015年大都會博物館極受爭議的時尚展覽「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為中心展開的紀錄片《時尚惡魔的盛宴》(The First Monday in May),恰好揭露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所在。

《時尚惡魔的盛宴》告訴我們,早在東方主義的指控之前,策展人安德魯波頓(Andrew Bolton)就知道,這個展覽可能引發爭議。所以,在「後殖民」的閹割焦慮以前,早就後設地有了來自西方的「後—後殖民」霸權焦慮。而這個焦慮展示在安德魯波頓強調自己想要「解構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展示在找來當初以《花樣年華》啟發了無數西方設計師的王家衛來做藝術總監,展示在參展作品不只有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更有中國本土設計師郭培,展示在巴茲魯曼跟安娜溫圖說,我們不要在入口處放龍頭,因為這樣會讓這次展覽看起來像是主題樂園。但如果「後殖民的閹割焦慮」問題在於本質化西方與中國之間的權力關係,「後—後殖民的霸權焦慮」問題則在於試圖否認那個權力關係。「中國:鏡花水月」不會因為有了「解構刻板印象」的企圖,不會因為找來了王家衛當藝術總監,不會因為加入了中國本土設計師,也不會因為少了兩個龍頭,就去除掉西方對中國的幻想與建構。比起凸顯出西方對中國的幻想,企圖「自然化」一個中國的「本質」,其實才是更隱而不現的權力展現。

所以我反而覺得,「中國:鏡花水月」最後保留了安娜溫圖強調的「幻想」特質,是比「自然化」中國更好的再現途徑。在一次前往北京宣傳的採訪中,中國記者非常直接地問:你們不覺得幻想會帶來誤解嗎?安娜溫圖非常坦白地回答,但時裝就是幻想,這個展覽要呈現的就是幻想。同樣的坦承出現在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身上。曾經替迪奧設計過不少混合了中國元素時裝的他說,自己當初正是受到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啟發,所以才在設計中添加了中國元素。而他更進一步坦承,自己再現的「中國」或「東方」,類似於早期好萊塢電影中被再現的「東方」。如果加利亞諾對中國的再現引發東方主義的批評,我們不禁要問,王家衛的「東方」難道不也是再現?加利亞諾的創造難道不是「再現的再現」?有些人批評加利亞諾設計之初根本沒去過中國,如此挪用中國元素難道不怕扭曲再現。但假使加利亞諾真的去了中國,難道又不會對中國進行自己的選擇性閱讀?難道那個中國,不會是早就已經(always already)被再現的「中國」?覺得去了中國,就可以設計出「不扭曲」的中國元素,這種的信仰,實在是跟《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中宣稱自己要去看「真正的印度」的阿黛拉(Adela)一樣天真,而早在1924年,福思特(E. M. Forster)就用這本小說告訴我們這種天真信仰可能造成的後果。相較於「真正的東方」的信仰,加利亞諾對自己幻想的坦承,反而才真正揭露──而非試圖掩蓋──那個西方對東方一連串的建構歷史,那個東方主義背後隱藏的模仿結構。

而《時尚惡魔的盛宴》在做的,正是揭露這一連串建構背後所隱藏的物質基礎。《時尚惡魔的盛宴》大可隱藏物質,只拍想法;大可找來一堆學者大談何謂中國,不提背後所隱藏的層層再現結構。但《時尚惡魔的盛宴》沒有。所以整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安德魯波頓和王家衛為了如何再現毛澤東進行一連串協商,我們看到公關人事為了如何安排晚宴中的座位連日討論,我們得知珍妮佛洛培茲與卡拉迪樂芬妮會穿誰設計的衣服出席,我們甚至知道,要請蕾哈娜出席表演到底有多貴。把這一系列的協商過程拍出來,這部紀錄片就是要告訴你,你在這次展覽中所看到的「中國」,就是層層疊疊的建構。它是各方權力互相角逐的場域,它是意識形態互相矛盾的集合。整個「中國:鏡花水月」再現的,不只是西方對中國長達百年的幻想史,也不只是西方時尚挪用外來元素的物質史,而恰恰好是兩者的結合──一段「幻想物質史」(a material history of fantasy)。展覽名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這個「中國」的確是在一連串的鏡像中去折射出來的幻象,但畢竟幻想需要透過物質建構,因此,這個展覽中的「中國」,其實也是透過一系列的物質所建構出來的「物質幻象」。這個幻象不比所謂的「中國」真,卻也不比所謂的「中國」假,而「中國:鏡花水月」透過了與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區的戲劇性結合,去凸顯而非掩蓋了這個意象背後所隱藏的建構痕跡與模仿結構,正如,《時尚惡魔的盛宴》這部紀錄片,也在突顯這個展覽本身的協商過程與權力機制。

《時尚惡魔的盛宴》中最經典的一段,其實是當高提耶(Jean Paul Gaultier)將郭培設計的青花瓷洋裝系列,誤認成當年加利亞諾替迪奧作出的設計。這不只是一種設計上的錯認,更暗示了整個展覽正是建構在這種錯認上。郭培的青花瓷洋裝與加利亞諾的迪奧設計究竟本質上有何差異?郭培的設計會因為出自「本土中國設計師」之手而更能代表一種「中國本質」,還是意味著她的設計其實也正奠基於一種幻想,而這樣透過物質所建構出來的「中國」幻想,事實上與加利亞諾的設計差異不大?如果青花瓷對加利亞諾而言是「他者」,有沒有可能,對於郭培而言,青花瓷其實也是「他者」,而且正是那個最靠近自身、最接近主體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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