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論及西方時尚中的中國元素，總不免看到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指控。倒不是要否認東方主義的存在，但是在這個所謂的東方也反覆透過「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來重奪話語權的當下，究竟什麼是「東方」，什麼是「中國」，都不是一句東方主義可以簡單帶過。以大都會博物館極受爭議的展覽「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為中心展開的紀錄片《時尚惡魔的盛宴》（The First Monday in May），恰好揭露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所在。

《時尚惡魔的盛宴》告訴我們，早在東方主義的指控之前，策展人安德魯波頓（Andrew Bolton）就知道這個展覽可能引發爭議。所以，在「後殖民」（postcolonial）的閹割焦慮以前，早就有了來自西方的「後—後殖民」（post-postcolonial）霸權焦慮。這個焦慮展示在波頓強調自己想要「解構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展示在主辦方找來當初以《花樣年華》啟發了無數西方設計師的王家衛擔任藝術總監，展示在參展作品不只有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更有中國本土設計師郭培，也展示在巴茲魯曼（Baz Luhrmann）對安娜溫圖（Anna Wintour）說，我們不要在入口處擺設龍頭，因為這樣會讓這次展覽看起來像是主題樂園。如果「後殖民閹割焦慮」的問題在於本質化西方與中國之間的權力關係，「後—後殖民霸權焦慮」的問題則在於試圖否認那層權力關係。「中國：鏡花水月」不會因為有了「解構刻板印象」的企圖，不會因為找來了王家衛當藝術總監，不會因為加入了中國本土設計師，也不會因為少了兩個龍頭，就去除掉西方對中國的幻想與建構。比起凸顯出西方對中國的幻想，企圖「自然化」一個「中國本質」，其實才是更隱而不現的權力展現。

所以，我反而覺得，「中國：鏡花水月」最後保留了安娜溫圖強調的「幻想」特質，是比「自然化」中國更好的再現途徑。在一次前往北京宣傳的採訪中，中國記者質疑：你們不覺得幻想會帶來誤解嗎？安娜溫圖則坦率回答──時裝就是幻想，這個展覽要呈現的就是幻想。同樣的幻想出現在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的作品之中。曾經替迪奧設計過中國風時裝的他表示，自己當初正是受到《花樣年華》啟發，才在設計中添加了中國元素；而他進一步坦承，自己所再現的「中國」或「東方」，類似於早年好萊塢電影中的「東方風情」。如果加利亞諾對中國的再現逃不了東方主義的指控，我們不禁要問，王家衛電影中的「東方」難道不也是再現？加利亞諾的設計難道不是「再現中的再現」？有人質疑加利亞諾未曾造訪中國，難免會「扭曲」中國元素。但假使加利亞諾真的去了中國，難道他不會對中國進行「選擇性閱讀」？那個中國難道又不會是「早就已經」（always already）被再現的「中國」？相信一旦造訪中國，就能夠設計出「純正」的中國元素，這樣的信仰，實在是與《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中宣稱要見證「真正的印度」的阿黛拉一樣天真。相較於「真正的東方」，安娜溫圖與加利亞諾的「中國幻想」，反而才真正揭露──而非試圖掩蓋──那段西方對東方長達百年的建構歷史，那個東方主義背後隱藏的模仿結構。

而《時尚惡魔的盛宴》在做的，正是揭露這段建構史所仰賴的物質基礎。這部紀錄片大可隱藏物質，只拍想法；大可找來一堆學者高談何謂「中國」，不提展覽背後的再現結構。但是它選擇了一條更為大膽的再現路徑。所以在整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波頓和王家衛為了如何再現毛澤東進行一連串的協商，我們看到公關人事為了如何安排晚宴中的座位連日討論，我們得知珍妮佛洛培茲（Jennifer Lopez）與卡拉迪樂芬妮（Cara Delevingne）會穿上誰的設計出席，我們甚至知道，要請蕾哈娜（Rihanna）出席表演到底有多貴。之所以把這一系列的協商過程拍出來，《時尚惡魔的盛宴》就是要告訴你，你在展覽中所看到的「中國」是層層疊疊的物質建構。它是權力角逐的文化場域，也是意識形態的矛盾集合。整個「中國：鏡花水月」再現的，不只是西方對中國長達百年的幻想歷史，也不只是西方時尚挪用外來元素的物質歷史，而恰恰好是兩者的結合：一段「幻想物質史」（“a material history of fantasy”）。這樣看來，展覽名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鏡花水月」的「中國」的確是透過一連串鏡像所折射出的幻象，但幻想畢竟需要物質支撐，因此，這裡的「中國」，其實也是透過一系列物質所建構出的「物質幻象」。這些幻象不比所謂的「中國」真，卻也不比所謂的「中國」假，而「中國：鏡花水月」透過與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區的戲劇性結合，凸顯而非掩蓋了東方意象背後所隱藏的建構痕跡與模仿結構；正如， 作為一部紀錄片，《時尚惡魔的盛宴》也突顯了這場展覽本身的協商過程與權力機制。

《時尚惡魔的盛宴》中最經典的一段，無非是當高提耶（Jean Paul Gaultier）將郭培的青花瓷洋裝，誤認成加利亞諾當年替迪奧所作出的中國風設計。這不只是單純的錯認，更暗示整個展覽正建構在真假難分的重疊意象之上。郭培的青花瓷洋裝與加利亞諾的迪奧設計究竟本質上有何差異？郭培的設計會因為出自「中國設計師」之手而更能代表「中國本質」，還是她的設計同樣奠基於幻想，而這樣透過物質所建構出的「中國幻象」，其實與加利亞諾的設計差異不大？如果青花瓷對加利亞諾而言是「他者」，有沒有可能，對郭培而言，青花瓷其實也是「他者」，而且是那個最靠近自身、最形影不離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