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奧斯汀愛與死:從《珍愛來臨》到《珍奧斯汀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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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來臨》(Becoming Jane)的改編來源是史潘斯(Jon Spence)備受爭議的傳記《成為珍奧斯汀》(Becoming Jane Austen),這是珍迷都知道的事情。[1] 但《珍愛來臨》之所以引發另一波爭議,不只是因為史潘斯的傳記,更因為它把珍奧斯汀短暫的愛情故事,拍成《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珍學名家琳區(Deidre Lynch)忍不住抱怨,為什麼珍奧斯汀的單身生活會這麼讓我們困擾?為什麼我們總是喜歡想像珍奧斯汀的小說來自現實中的愛情?[2] 可是,《珍愛來臨》的意義,或許並不在於精確再現珍奧斯汀的生平──後現代的我們也都知道,精確再現本身的不可能性──而在於透過珍奧斯汀與《傲慢與偏見》的互文,一方面重寫我們對珍奧斯汀的既有想像,一方面試圖挖掘閱讀《傲慢與偏見》的其他可能。《珍愛來臨》告訴我們,珍奧斯汀或許不只可能是伊莉莎白,還有可能是莉蒂亞。而達西先生與威克漢先生,也可能是同一個男人。

早在《珍愛來臨》以前,羅珊瑪(Patricia Rozema)就在《窈窕野淑女》(Mansfield Park)中,把《曼斯菲德莊園》中的芬妮寫成珍奧斯汀,模糊角色與作者之間的界線。[3] 羅珊瑪鏡頭下的芬妮於是不只是《曼斯菲德莊園》的女主角,更是少女珍奧斯汀,寫著珍奧斯汀少女時期的諷刺趣味之作《英格蘭歷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朗讀珍奧斯汀小說片段。芬妮/珍奧斯汀既是角色,也是作者;既是書寫者,也是被書寫者。芬妮/珍奧斯汀自我書寫,自我評論,自我扮裝,自我演繹。透過《窈窕野淑女》,羅珊瑪要問,到底是書寫模仿現實,還是現實本身即是書寫?《窈窕野淑女》不只模糊虛構與現實的曖昧界線,更創造出觀看珍奧斯汀的雙重視角──我們後設地觀看珍奧斯汀,互文地閱讀珍奧斯汀。[4]

羅珊瑪的《窈窕野淑女》把《曼斯菲德莊園》寫成珍奧斯汀,《珍愛來臨》卻是把珍奧斯汀寫成《傲慢與偏見》。《珍愛來臨》設定在1795年,正是少女珍奧斯汀遇上湯姆勒弗伊(Tom Lefroy)的那年。勒弗伊與珍奧斯汀之間的愛情留下來的證據很少,除了珍奧斯汀的幾封信件,以及據聞勒弗伊後來承認的「年少之愛」(“boyish love”),我們找不到其他證據。因此,《珍愛來臨》正如1998年那部把莎士比亞寫成《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的《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一樣,是刻意虛構,有意識地「節外生枝」。這樣看來,與其如琳區那樣批判《珍愛來臨》不合史實,不如看看,這樣刻意為之的「不合史實」與「節外生枝」,如何改寫珍奧斯汀,改寫《傲慢與偏見》。

大部份的學者,包括琳區,都將《珍愛來臨》中的勒弗伊與珍奧斯汀,讀為達西先生與伊莉莎白。當然,勒弗伊很「達西」,珍奧斯汀也很「伊莉莎白」。正如達西先生一樣,勒弗伊在兩人初次相識時,即傲慢地批評了珍奧斯汀。達西先生在舞會中對賓利先生說,伊莉莎白還過得去,但不足以吸引我。而勒弗伊則在朗讀會以後說,珍奧斯汀還算有才,但仍然停留在少女時期的顧影自憐。勒芙伊跟珍奧斯汀不時辯論,正如達西先生與伊莉莎白起初從不同意彼此。珍奧斯汀拒絕了衛思理先生的求婚,正如伊莉莎白拒絕了柯林斯先生的求婚。當然,這段情節也呼應了一段史實,因為珍奧斯汀的確在1802年,先是答應,隔天又拒絕了來自哈里斯畢格威瑟(Harris Biggs-Wither)的求婚。[5]

但勒弗伊雖然很「達西」,卻也同時很「不達西」;正如珍奧斯汀雖然很「伊莉莎白」,卻也同時很「不伊莉莎白」。勒弗伊不像達西先生那樣家財萬貫,擁有彭伯里莊園。遇上珍奧斯汀時,勒弗伊還不是法官,而是一個需要仰賴曾叔父藍格洛伊斯法官(Judge Langlois)金援的法學生。《珍愛來臨》和所有珍奧斯汀的小說一樣,表面上談情說愛,實際上從未離開物質經濟。電影中最關鍵的一幕,正是藍格洛伊斯得知珍奧斯汀的出身以後,斷然拒絕兩人的結合。這段情節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中提爾尼將軍對凱薩琳的驅逐。但更讓勒弗伊「不達西」的,是他的「壞名聲」,他的迷人,他的情慾──這使得勒弗伊其實更接近威克漢先生。隨著威克漢先生而來的,是同樣也「不伊莉莎白」的珍奧斯汀。伊莉莎白不會在樹林間主動親吻男人,但珍奧斯汀會;伊莉莎白不會拋下一切跟男人一起私奔,但珍奧斯汀會。於是,珍奧斯汀在《珍愛來臨》中,除了是伊莉莎白之外,更是伊莉莎白那個不受約束,到處越界,挑戰了攝政時期合宜規範的小妹莉蒂亞。

正是這既是「伊莉莎白」也是「莉蒂亞」的曖昧,讓《珍愛來臨》中書寫《傲慢與偏見》的珍奧斯汀變得有趣。當珍奧斯汀在寫《傲慢與偏見》時,她在想什麼?珍奧斯汀一定認同伊莉莎白嗎?珍奧斯汀可能認同莉蒂亞嗎?伊莉莎白與莉蒂亞,有沒有可能是《傲慢與偏見》中的女性雙重意識?《珍愛來臨》雖然將珍奧斯汀改寫成《傲慢與偏見》,卻也因此反過來,用《傲慢與偏見》重構了珍奧斯汀,讓作為「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珍奧斯汀,有了曖昧的層次,矛盾的可能。

當珍奧斯汀在寫《傲慢與偏見》時,姊姊卡珊卓問:「你的故事會有快樂結局嗎?」珍奧斯汀說:「我的角色會在一些磨難以後,得到他們所渴望的。」是的,就連莉蒂亞最後都得到威克漢先生了,不是嗎?寫了那麼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珍奧斯汀,不會不知道,離結局最遠的,就是她自己。對《珍愛來臨》不滿的學者大概看不出來,把珍奧斯汀的愛情故事寫成《傲慢與偏見》,不是試著讓珍奧斯汀更接近幸福快樂一點,而是更加殘酷地,讓她離那個結局更遠。在最後那段同樣虛構的、珍奧斯汀與勒弗伊大女兒(同樣名為珍)見面的場景中,《珍愛來臨》暗示地很清楚了──幸福快樂可以被書寫,幸福快樂可以被朗讀,但幸福快樂不能被擁有;所有的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都只能是小說,只能是虛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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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來臨》虛構了許多歷史上不存在的場景,而其中最有趣的,是安排珍奧斯汀與安雷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短暫會面。略懂西方文學史的人會知道,十八世紀末是女人作為職業小說家開始崛起的時刻,而安雷德克里夫更是其中的始祖,靠著歌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成為十八世紀末最成功的羅曼史小說家。珍奧斯汀仰慕地說:「你的想像力替你帶來獨立自主。」而安雷德克里夫卻回答,自己為此付出了代價。《珍愛來臨》特地安排這一幕是有深意的。後設的我們都知道,珍奧斯汀一生從未結婚,經濟從未安穩,安雷德克里夫口中的代價,意外成為珍奧斯汀未來的註解,而這個未來,正是《珍奧斯汀的獨白》(Miss Austen Regrets)所要再現的。

《珍愛來臨》寫的是珍奧斯汀如何愛,《珍奧斯汀的獨白》寫的卻是珍奧斯汀如何死。《珍愛來臨》始於1795年尚未遇到勒弗伊的少女珍奧斯汀,《珍奧斯汀的獨白》則以1802年答應畢格威瑟求婚、隔天早晨卻又立刻反悔的珍奧斯汀揭開序幕。原片名是「珍奧斯汀懊悔」,但珍奧斯汀究竟是懊悔拒絕求婚,還是懊悔一開始答應求婚?「懊悔」的雙面曖昧,成為貫穿《珍奧斯汀的獨白》的核心主題。

在1802年經典的「悔/毁婚」場景之後,我們來到珍奧斯汀的晚年。《珍愛來臨》給了我們寫出《傲慢與偏見》的少女珍奧斯汀,《珍奧斯汀的獨白》則給了我們正在書寫最後一部作品《勸服》(Persuasion)的晚年珍奧斯汀。當然,拒絕了不只一次婚約的珍奧斯汀,此時依舊獨身。但十九世紀的獨身女子處境並不浪漫。《珍奧斯汀的獨白》因此殘酷地想像了珍奧斯汀可能面臨的種種困境──她靠著小說的成功帶來可觀的收入,卻依舊難保在喬頓(Chawton)的寫作小屋;她的作品獲得攝政王的賞識,卻依舊難逃母親對自己當年悔婚的嚴厲責難。作為一個獨身的女性小說家,珍奧斯汀必須面對經濟的困境,面對社會的污名,《珍愛來臨》中安雷德克里夫口中的那句代價,成為了預言。

但珍奧斯汀雖然付出了代價,卻也得到了原本所不能擁有的。《珍愛來臨》的核心關係是珍奧斯汀與勒弗伊,《珍奧斯汀的獨白》的核心關係,卻是珍奧斯汀與姪女芬妮(Fanny Knight)以及姊姊卡珊卓。珍奧斯汀雖然是芬妮的長輩,卻更像姊妹,扮演芬尼在愛情與婚姻路上的導師與閨密,不時與芬妮結伴玩樂,甚至爭風吃醋;而不管珍奧斯汀到了何處,永遠都會透過書信,連繫自己與卡珊卓之間的姊妹情誼。[7] 這使得《珍奧斯汀的獨白》儘管有不少男性角色,卻依舊非常「女性中心」。我們不禁想像,如果當初珍奧斯汀真的跟勒弗伊組成婚家,她有沒有可能因此失去這些女性關係?她能夠像《珍奧斯汀的獨白》中的晚年單身女子那樣,遊走在愛情與婚姻的邊緣,調情、挑釁、戲謔,卻又不受婚家規範掌控嗎?晚年的珍奧斯汀不禁讓我們想起她少女時期深具實驗性的書信體小說《蘇珊夫人》(Lady Susan)。蘇珊夫人以黑寡婦姿態穿梭在重重婚姻愛情關係之中,卻永遠不受男人控制,真正不變的伴侶是閨密艾莉莎。《珍愛來臨》中的珍奧斯汀像伊莉莎白,也像莉蒂亞,《珍奧斯汀的獨白》中的珍奧斯汀,卻像蘇珊夫人。

也正是因為這個不以婚家為中心的女女關係,《珍奧斯汀的獨白》寫出了幸福快樂之外的另一個結局。當卡珊卓怪罪自己當初力勸珍奧斯汀重新考慮婚約,因此使得她現在必須為失去經濟保障而飽受折磨,珍奧斯汀說,自己唯一的懊悔,就是當她死去,自己將無法替姊姊與母親留下任何財產。這點出了「懊悔」的曖昧:珍奧斯汀可能有懊悔,但儘管有懊悔,也是因為失去婚姻所能帶來的經濟資本,而不是自己作為獨身女作家所面臨的其他處境。當卡珊卓說:「因為我,你選擇了孤獨與貧困。」珍奧斯汀回答:「因為你,我選擇了自由。」其實,不只自由。因為拒絕婚約,珍奧斯汀才擁有了卡珊卓,擁有了芬妮,擁有了在婚家之外的女性社群。

芬妮曾經一度因為普朗崔先生而遠離了珍奧斯汀,認為珍奧斯汀以自己尖酸的嘲諷,毀了她唯一獲得幸福快樂的機會。正是到最後珍奧斯汀死去,卡珊卓焚燒她的信件,告訴芬妮不要再試圖在珍奧斯汀的生命中尋找愛情故事時,芬妮才終於在珍奧斯汀的獨身空間中,發現了「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之外的另一種可能。也許珍奧斯汀的信件中真的藏有一個愛情故事──那是屬於珍奧斯汀與卡珊卓之間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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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Jon Spence, Becoming Jane Austen (London and New York: Hambledon, 2003).

[2] Deidre Lynch, “See Jane Elope: Why Are We So Obsessed with Jane Austen’s Love Life?” Slate, August 3, 2007.

[3] 《窈窕野淑女》廣受批評家討論的除了芬妮與珍奧斯汀的結合,還有對殖民背景的突顯,因此這部作品也常被視為羅珊瑪對《曼斯菲德莊園》所進行的後殖民閱讀。關於《曼斯菲德莊園》中的殖民問題,見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80-97.

[4] 關於《窈窕野淑女》中的後設策略,見 Julian North, “Jane Austen’s Life on Page and Screen,” in Uses of Austen: Jane’s Afterlives, eds. Gillian Dow and Clare Han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02-5.

[5] 這段先答應、再拒絕的情節,也被寫入羅珊瑪的《窈窕野淑女》中。在《曼斯菲德莊園》原著中,芬妮從未接受過亨利克勞佛的求婚;在《窈窕野淑女》中,芬妮先是答應求婚,而後拒絕。這是羅珊瑪刻意將《曼斯菲德莊園》與珍奧斯汀生平混合的敘事策略。

[6] 諾斯(Julian North)在論及珍奧斯汀傳記電影時也指出,《窈窕野淑女》、《珍愛來臨》與《珍奧斯汀的獨白》一方面雖建立起奧斯汀生平與羅曼史敘事之間的連結,一方面卻又透過不同的策略質疑了幸福快樂的結局。見 North, “Jane Austen’s Life on Page and Screen,” 101-11.

[7] 珍奧斯汀與卡珊卓一旦分隔兩地,便會以每三、四天一封信的頻率魚雁往返。往往在上一封信寄出以後,珍奧斯汀就會著手進行下一封信。見 Deirdre Le Faye, Preface to Jane Austen’s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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