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為一種政治:《第一夫人的秘密》中的政治家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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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巴馬離開白宮以前,臉書上大量流傳歐巴馬一家於白宮拍攝的照片。自川普當選以來,人們便開始緬懷起歐巴馬執政下的美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民討論的不只是歐巴馬在位時的種種政策,更是歐巴馬一家在白宮中的親密意象。他們緬懷的因此不只是一任總統,一個政治家,更是一段婚姻,一個家庭。這組照片讓我們看到,家庭與政治之間的結構關係,家庭如何作為一種政治,以及政治的家庭層面。

現代婚姻與家庭形式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英國史學家史東(Lawrence Stone)便在自己著名的婚姻家庭史中指出,強調夫妻互助情感的「伴侶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以及隨著伴侶婚姻而來、著重親子情感連結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是直到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才因為種種變革而逐漸興起的歷史產物。這些變革包括國家權力的衰退,改革新教的傳播,家庭財產的重分,以及情感個人主義(affective individualism)的崛起。[1] 儘管後繼學者持續修正史東的論點,反覆重探婚家模型的矛盾曖昧,史學家大多同意伴侶婚姻與核心家庭是相對晚近發生的「範式轉移」,也大多同意這段歷史變遷造就了廣義「現代社會」的誕生。[2]

史東寫的是英國婚姻家庭史,但是,情感個人主義在十八世紀中葉也橫跨了大西洋,從英國傳到了美國。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與艾碧嘉史密斯(Abigail Smith)互愛互助的夫妻關係,體現的正是伴侶婚姻的早年典範。[3] 當然,這樣的婚家模式並沒有因為個人與情感的轉向而「去政治」;相反的,伴侶婚姻與核心家庭化為有效深入私人生活、管理「現代個人」(the modern individual)的權力型態。這是為什麼後來女性主義運動會出現那一句「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這也是為什麼吉普妮斯(Laura Kipnis)會在《反對愛情》(Against Love)中主張,以自由為名的戀愛關係,以情感為名的伴侶婚姻,正是現代社會最隱而不見的規訓體制。[4]

如果核心家庭中的權力關係可以被視為家庭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那麼,「第一家庭」中的親密關係,則可以被視為政治的家庭性(the domesticity of politics)。政治的家庭性長期存在於美國的政治肌理。在《反對愛情》中,吉普妮斯便指出美國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早已化為現代婚家體制的縮影。當美國人民談論政治人物時,他們談的不只是政策表現,更是婚家狀態;美國總統因此成為「美國丈夫」的代表,第一家庭也因此成為模範家庭的表徵。這個將政治轉化為私有婚家隱喻的過程,被吉普妮斯視為新興政治形式的誕生──「伴侶政治」(spousal politics)。[5] 原來,不只家庭具有政治性,政治也必須具有「家庭性」。

因此,《第一夫人的秘密》(Jackie)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處不在於再現最為美國人好奇的賈桂琳內在狀態,而在於揭露美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庭性切片。《第一夫人的秘密》並不意圖切割賈桂琳的公私面向,打造出「私領域」中的賈桂琳與「公領域」中的賈桂琳。《第一夫人的秘密》告訴你,賈桂琳的「私領域」就是「公領域」,賈桂琳的「內在性」就是「公共性」,賈桂琳的「家庭」就是「政治」。《第一夫人的秘密》在《生活》(Life)雜誌的訪談、甘迺迪的遇刺,以及賈桂琳最有名的白宮導覽紀錄片(A Tour of the White House with Mrs. John F. Kennedy)之間來回跳躍,卻讓那些以為可以一窺賈桂琳「內在」的觀者發現,賈桂琳的內在性(interiority)終究是一場表演,一種策略,以及政治家庭性的核心所在。

於是在白宮導覽紀錄片拍攝的現場,賈桂琳原本要說「白宮」,卻迅速改口為「人民之家」,有意識地挪用親密性與家庭性建構政治形象。於是讓屬於「私有空間」的臥房也入鏡的賈桂琳清楚知道,不管是作為「人民之家」的白宮還是位於海恩尼斯港(Hyannis Port)的宅邸,都不是「自己的家」,而是政治之家。於是在甘迺迪遇刺以後,賈桂琳可以冷靜地將丈夫與同樣遇刺的林肯相比,指示葬禮行走路線,堅持親自陪同葬禮列隊行走,透過「家庭」葬禮將甘迺迪提升至林肯在美國大眾想像中的歷史地位。就連《生活》雜誌的採訪過程中,原本應該表露「私有情感」的賈桂琳都十分清楚,自己的一次皺眉,一滴眼淚,都是足以改寫美國集體歷史記憶的精確表演。透過展示「第一家庭」的家居性,表演「第一夫人」的內在性,賈桂琳讓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內在」與「私人」可能脫離政治;而政治不只很「公眾」,政治還很「家庭」。

在當前性別與政治成為熱門議題的當下,《第一夫人的秘密》不是硬要將賈桂琳推上男性政治的位置,證明她可以「跟男人一樣強」;也不是將賈桂琳塞回私有空間,強調她一如大眾期待中的賢妻良母。如果前者想像的是公眾政治中的女人,後者想像的是私有領域中的女人,《第一夫人的秘密》則在解構此二元對立的同時,突顯出另一種女性主體與權力型態──賈桂琳不是「政治家」,賈桂琳也不是「賢妻良母」,賈桂琳卻在「第一家庭」的關鍵結構中,以「第一夫人」的主體位置,體現了家庭的政治性,政治的家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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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149-80.

[2] 關於史學家如何在史東之後持續重探英國婚家流變史,見 Ruth Perry, Novel Rel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Kinship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748-18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7.

[3] 關於十八世紀美國的婚家流變史,以及亞當斯夫婦在美國社會中所象徵的歷史意義,見 Marilyn Yalom, A History of the Wif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2), 151-61; Edith B. Gelles, “Dearest Friend: The Marriage of Abigail and John Adams,” in Inside the American Couple, eds. Laura L. Carstensen and Marilyn Yal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2-49.

[4] Laura Kipnis, Against Love: A Polemic (New York: Vintage, 2004).

[5] 關於吉普妮斯對「伴侶政治」的分析,見 Kipnis, Against Love, 1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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