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女性主義及其不滿:《美女與野獸》的意識形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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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真人版上映以前,艾瑪華森(Emma Watson)不只一次在媒體上表示,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童話。艾瑪華森的宣言有兩層意思。她一方面認為迪士尼1991年的動畫原版已經很「女性主義」,而她因此接演這個角色;另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可以有意識地透過演出、透過改寫、透過參與製作,讓《美女與野獸》真人版更「女性主義」。但艾瑪華森口中的「女性主義」究竟指的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到迪士尼動畫原版,因為,1991年的《美女與野獸》,本身即出自琳達沃爾夫通(Linda Woolverton)有意識的改寫。

作為迪士尼文藝復興(Disney Renaissance)代表作之一的《美女與野獸》,是琳達沃爾夫通對法國童話進行的「女性主義式」改寫。琳達沃爾夫通根據波蒙(Jeanne-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的版本進行編劇。[1] 雖然在早先的法國版本中,貝兒與姊姊的不同之處便是她的閱讀嗜好,但是,琳達沃爾夫通更進一步地強調貝兒透過閱讀獲得的「啟蒙」。於是,1991年的迪士尼動畫開場即建構了貝兒與村民的差異──貝兒是唯一熱愛閱讀的女孩,每天跑去村中書店借閱新書,更重要的是,貝兒懷疑自己「並不真正屬於這裡,沒有人可以與我交談。」(“I am not sure I fit in here. There is no one I can really talk to.”)

貝兒的「啟蒙」不是無心插柳的結果。作為迪士尼第一位獨立掛名的女性編劇,琳達沃爾夫通是有意識地將貝兒塑造成現今的模樣。在《洛杉磯時報》(Los Angles Times)的一次訪談中,琳達沃爾夫通清楚表示,在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以後,迪士尼已不可能「往後走」;她不希望再創造出被動柔弱的公主,而希望貝兒代表「九〇年代」的女人。[2] 因此,貝兒的「女性主義」,是琳達沃爾夫通精心的創造。

我們可以說,在琳達沃爾夫通的版本中,貝兒成為「啟蒙女性主義」(Enlightenment Feminism)的代表,強調女性透過知識啟蒙,能夠擁有與男性平起平坐的思維能力。這是自十八世紀崛起的「啟蒙女性主義」所帶來的可能。但「啟蒙女性主義」除了帶來了「可能」,也帶來了「侷限」,而此「侷限」正出自於「啟蒙」的意識形態。琳達沃爾夫通的貝兒認為自己與村民的不同之處在於知識啟蒙,卻也無可避免地建構出自己與村民之間的高下位階。雖然村民常用「古怪」(odd)一詞形容貝兒的閱讀習慣,但她也反過來以此形塑自己的知識主體。因此,我們很難忽略,當她拒絕目不識丁的加斯通時,所使用的詞彙是「粗鄙」(boorish)與「無腦」(brainless)。

「啟蒙」的侷限不只出自於知識建構的高下位階,更出自向上提升的線性思維。貝兒不只認為自己能夠透過書本自我啟蒙,更認為自己能夠藉由書本馴服野獸。所以,貝兒一直是到自己教會野獸閱讀,直到她眼中原先「粗俗」(coarse)與「不文雅」(unrefined)的野獸變得「可親」(dear),才逐漸愛上了他。貝兒最後也說得很清楚了,野獸「不是」野獸;真正的「野獸」,是拒絕「啟蒙」的加斯通。「野獸性」(bestiality)因此在這個敘事過程中,從野獸轉移到加斯通身上。

這樣看來,2017年真人版的《美女與野獸》找來艾瑪華森扮演貝兒,就不只是經典重演,而是性別政治的當代寓言;因為,艾瑪華森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此「啟蒙女性主義」的最佳代言人。艾瑪華森早年透過《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的妙麗一角成功樹立自己的「書蟲」形象,2014年更成為聯合國女權代言人,進一步將自己的書蟲形象打造成普世的「啟蒙女性主義」。而後,艾瑪華森與七〇年代美國女權代表史坦能(Gloria Steinem)結盟,組成女性主義讀書會「共享的書櫃」(Our Shared Shelf),首先推薦史坦能2015年出版的自傳《在路上的一生》(My Life on the Road)。艾瑪華森自2014以後形塑出來的「女性主義」形象,其實與1991年貝兒的「啟蒙女性主義」不謀而合。

於是,艾瑪華森的《美女與野獸》化為一則性別政治的當代寓言,也就不令人意外。不管是導演比爾坎登(Bill Condon),還是艾瑪華森本人,都在媒體上反覆強調2017年新版對《美女與野獸》的「女性主義式」改寫。[3] 顯然,艾瑪華森認為琳達沃爾夫通的版本還不夠「啟蒙」,需要再往前「推進一步」。因此,在2017年的《美女與野獸》中,貝兒不只熱愛閱讀,貝兒甚至教導其他少女閱讀;貝兒不只是書蟲,貝兒還是發明家。貝兒透過發明「洗衣機」原型,讓自己能夠藉此抽空閱讀,當然具有女性主義劃時代的意義──畢竟,這是一項當年將女性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重大發明──但如果1991年的《美女與野獸》有其「啟蒙女性主義」的侷限,2017年的《美女與野獸》同樣難逃此意識形態。於是加斯通依舊是貝兒眼中的粗俗佬,於是野獸依舊必須變得「文雅」,才能與貝兒平起平坐。

不過,《美女與野獸》只有如此嗎?別忘了,文明必有其不滿──啟蒙女性主義也是。如果創作者不可能因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抹平文本的所有矛盾,那麼,琳達沃爾夫通的《美女與野獸》,同樣有埋藏在表面之下的慾望。眼尖的觀眾不可能忽略,這不只是一則愛情故事,這更是一則歌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美女與野獸》擁有十八世紀崛起的歌德羅曼史的所有元素──黑暗幽閉的古堡,善惡難分的拜倫式英雄,以及,最重要的,潛抑暗湧的慾望。其中,《美女與野獸》最「歌德羅曼史」的一幕,正是貝兒不聽野獸的告誡,執意前往禁忌的西廂房探索。八〇年代的羅曼史學者早已告訴我們,歌德羅曼史中的古堡是女性的潛意識空間。[4] 因此,女主角表面上探索古堡的物理空間,實際上卻是探索自己的潛抑慾望。貝兒在古堡中的「越界」,不只是童話故事與歌德羅曼史的母題,也是《美女與野獸》中最與「啟蒙」衝突的矛盾。

再靠近一點看,我們不難發現,貝兒表面上透過書本獲得啟蒙,但她真正熱愛閱讀的,卻是與啟蒙教育相悖的羅曼史文本。在1991年的《美女與野獸》中,貝兒曾表示自己最愛的一本書,內容關乎「遙遠的地方」,「神祕的魔法」,以及「偽裝的王子」──標準的古典羅曼史。而後,她與野獸一同閱讀的,正是《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雖然莎士比亞在往後也被視為人文經典,但貝兒顯然如十八世紀許多女性一樣,將莎士比亞作為羅曼史閱讀。在2017年的《美女與野獸》中,貝兒透露自己正在讀的書關於「維洛納的兩個戀人」,這指的當然還是《羅密歐與茱麗葉》。接著,貝兒發現野獸獨自一人在庭院中閱讀。野獸當時讀的,正是蘭斯洛(Lancelot)與桂妮薇兒(Guinevere)的愛情故事──中世紀最經典的羅曼史原型。野獸起初意圖強調蘭斯洛、亞瑟王與圓桌騎士的「陽剛面向」,貝兒卻說,這終究是一個愛情故事。埋藏在《美女與野獸》啟蒙教育底下的,是羅曼史的秘密愛慾;這是《美女與野獸》最隱而不見,卻也最有趣的意識形態矛盾。

正是這與理性思維衝突的陰性愛慾,與啟蒙教育矛盾的女性越界,使得《美女與野獸》化為一個多重意識形態角逐的文本場域。《美女與野獸》展現的不只是琳達沃爾夫通與艾瑪華森的「啟蒙女性主義」,更是啟蒙女性主義「及其不滿」。這樣無法被啟蒙教育收編的愛慾,或許也可以用來解讀琳達沃爾夫通往後進行的一系列女性主義式童話改寫──包括2010年的 《魔境夢遊》(Alice in Wonderland)與2014年的《黑魔女》(Maleficent)。在《黑魔女》上映時,琳達沃爾夫通曾表示,《美女與野獸》是九〇年代時踏出的第一步;所以,從《美女與野獸》、《魔境夢遊》到《黑魔女》,對她來說是一種持續的「進步」。[5] 琳達沃爾夫通的「線性進步」意識形態是當年形塑《美女與野獸》的關鍵,但是,熟悉後面兩部作品的我們也都知道,《魔境夢遊》中愛麗絲在維多利亞社會中對婚姻的拒絕與逃逸,《黑魔女》中存在於母女之間的女女同性愛慾,都難以此「線性進步論」一概囊括。或許琳達沃爾夫通的《美女與野獸》不比波蒙的《美女與野獸》「進步」,也或許《美女與野獸》並不比後來的《魔境夢遊》與《黑魔女》「落伍」。或許琳達沃爾夫通對《美女與野獸》、《愛麗絲夢遊仙境》與《睡美人》的改寫不應該被視為一種女性主義的「持續進步」,而應該被視為在「線性進步論」以外對各種性別可能的探索。對我來說,當代對迪士尼童話的持續改寫,意義正在於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解

[1] 波蒙的版本改寫自維爾涅芙(Gabrielle-Suzanne Barbot de Villeneuve)1740年的長篇版本。1756年,波蒙改寫這則童話為短篇故事。波蒙的版本精簡易讀,因此成為最廣為流傳的「美女與野獸」版本。

[2] Elaine Dukta, “Ms. Beauty and the Beast: Writer of Disney Hit Explains Her ‘Woman of the 90s,’” Los Angles Times, January 19, 1992.

[3] Yohana Desta, “Emma Watson Gave Beauty and the Beast a Fresh Feminist Twist,” Vanity Fair, November 3, 2016; Meredith Woerner, “How the New ‘Beauty and the Beast’ Empowers Belle’s Inner Feminist with Books, Not Boy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6, 2017.

[4] 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New York: Methuen, 1984), 20.

[5] Lily Rothman, “The Same Woman Wrote Maleficent and Beauty and the Beast—Here’s How They’re Linked,” Time, May 3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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