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女性主義及其不滿:《美女與野獸》的意識形態矛盾

beauty-and-the-beast-2017

《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真人版上映以前,艾瑪華森(Emma Watson)曾不只一次在媒體上表示,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童話。艾瑪華森的宣言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她認為迪士尼的動畫原版已經很「女性主義」,因此願意接演這個角色;另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可以透過表演詮釋與製作參與,讓《美女與野獸》真人版更加「女性主義」。但艾瑪華森口中的「女性主義」指的究竟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迪士尼動畫原版,因為,1991年的《美女與野獸》,本身即出自琳達沃爾夫通(Linda Woolverton)有意識的改寫。

作為「迪士尼文藝復興」(Disney Renaissance)代表之一的《美女與野獸》,是沃爾夫通根據波蒙(Jeanne-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的法國童話所進行的「女性主義式」改寫。[1] 雖然在早先的法國版本中,貝兒與姊姊的不同之處便是她的閱讀嗜好,但是,沃爾夫通進一步強調貝兒透過閱讀所獲得的「啟蒙」。於是,1991年的動畫開場即建構了貝兒與村民之間的差異──貝兒是唯一熱愛閱讀的女孩,每天跑去村中書店借閱新書,更重要的是,貝兒懷疑自己「並不真正屬於這裡,沒有人可以與我交談」(“I am not sure I fit in here. There is no one I can really talk to”)。

貝兒的「啟蒙」並非無心插柳的結果。作為迪士尼第一位獨立掛名的女性編劇,沃爾夫通是有意識地將貝兒塑造成現今的模樣。在《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的一次訪談中,沃爾夫通清楚表示,在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以後,迪士尼已經不可能「倒退走」;她不希望再創造出被動柔弱的公主,而希望貝兒代表「九〇年代」的女人。[2] 因此,貝兒的「女性主義」,是沃爾夫通精心的創造。

我們可以說,在沃爾夫通的版本中,貝兒成為「啟蒙女性主義」(Enlightenment feminism)的代表,強調女性透過知識啟蒙,享有與男性平起平坐的思維能力。這是自十八世紀崛起的「啟蒙女性主義」所帶來的可能。但「啟蒙女性主義」除了帶來「可能」,也帶來了「侷限」,而此「侷限」正出自於「啟蒙」的意識形態。沃爾夫通的貝兒認為自己與村民的不同之處在於知識啟蒙,卻也無可避免地建構出自己與村民之間的高下位階。雖然村民常用「古怪」(“odd”)一詞形容貝兒的閱讀習慣,但她也反過來以此形塑自己的知識主體。因此,我們很難忽略,當她拒絕目不識丁的加斯通時,所使用的詞彙是「粗鄙」(“boorish”)與「無腦」(“brainless”)。

「啟蒙」的侷限不只出自於知識建構的高下位階,更出自於向上提升的線性思維;貝兒不只相信自己得以透過書本自我啟蒙,更認為自己能夠藉由書本馴服野獸。所以,一直要到自己教會野獸閱讀,直到她眼中原先「粗俗」(“coarse”)與「不文雅」(“unrefined”)的野獸變得「可親」(“dear”),貝兒才逐漸愛上了他。貝兒最後也說得很清楚了,野獸「不是」野獸──真正的「野獸」,是拒絕「啟蒙」的加斯通。「野獸性」(bestiality)因此在這個敘事過程中,從野獸轉移到加斯通身上。

這樣看來,真人版的《美女與野獸》找來艾瑪華森扮演貝兒,就不只是經典重演,更是性別政治的當代寓言。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艾瑪華森正是「啟蒙女性主義」的最佳代言人。她早年透過《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的妙麗一角成功樹立「書蟲」形象,2014年更成為聯合國女權代言人,進一步將自己的書蟲形象打造成普世的「啟蒙女性主義」。而後,艾瑪華森與七〇年代女權代表史坦能(Gloria Steinem)結盟,組成女性主義讀書會「共享的書櫃」(“Our Shared Shelf”),率先推薦史坦能的自傳《在路上的一生》(My Life on the Road)。艾瑪華森自2014年以來所形塑出的「女性主義」形象,在在與貝兒的「啟蒙女性主義」不謀而合。

於是,《美女與野獸》真人版最後化為一則性別政治的當代寓言,也就不令人意外。無論是導演比爾坎登(Bill Condon)還是艾瑪華森本人,都反覆在媒體上強調真人版對動畫版所進行的「女性主義式」改寫。[3] 顯然,艾瑪華森認為沃爾夫通的版本還不夠「啟蒙」,需要再往前「推進一步」。因此,在《美女與野獸》真人版中,貝兒不只熱愛閱讀,更教導其他女孩閱讀;貝兒不只是書蟲,更是發明家。貝兒透過發明「洗衣機」原型來抽空閱讀,當然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畢竟,這是當年將女性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重大發明──但如果動畫原版有其「啟蒙女性主義」的侷限,真人版同樣難逃此意識形態。於是加斯通依舊是貝兒眼中的粗俗佬,於是野獸依舊必須變得「文雅」,才能與貝兒平起平坐。

但《美女與野獸》只有如此嗎?別忘了,文明必有其不滿──啟蒙女性主義也是。如果創作者不可能因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抹平文本中的所有矛盾,那麼,沃爾夫通的《美女與野獸》,當然也有埋在表面之下的慾望衝突。眼尖的觀眾不可能忽略,《美女與野獸》不只是一則愛情故事,更是一部歌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它擁有此十八世紀文類的所有元素──黑暗幽閉的古堡,善惡難分的英雄,以及,最重要的,潛抑暗湧的慾望。其中,《美女與野獸》最「歌德羅曼史」的一幕,正是貝兒不聽眾人告誡,執意前往禁忌的西廂房探索。八〇年代的羅曼史學者早已告訴我們,歌德古堡是女性的潛意識空間;女主角表面上探索古堡的物質空間,實際上探索的是自身的潛抑慾望。[4] 貝兒在古堡中的「越界」(transgression),不只是歌德羅曼史中的原初母題,更是與「啟蒙教育」衝突的潛在矛盾。

再靠近一點看,我們將不難發現,貝兒表面上透過書本獲得啟蒙,但她真正熱愛閱讀的,卻是與啟蒙教育相悖的羅曼史文本。在動畫原版中,貝兒曾表示自己最愛的一本書,內容關乎「遙遠的地方」、「神祕的魔法」與「偽裝的王子」。而後,她與野獸一同閱讀的,正是《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雖然莎士比亞在往後也被視為人文經典,但貝兒顯然如十八世紀的女性讀者一樣,將莎士比亞當作羅曼史閱讀。在真人版開頭,貝兒透露自己正在讀的書關於「維洛納的兩個戀人」(“two lovers in fair Verona”),這指的當然還是《羅密歐與茱麗葉》。而後,貝兒發現野獸獨自一人在庭院中閱讀蘭斯洛(Lancelot)與桂妮薇兒(Guinevere)──中世紀最經典的羅曼史原型。野獸起初意圖強調蘭斯洛、亞瑟王與圓桌騎士的「陽剛敘事」,貝兒卻說,這終究是一個愛情故事。埋藏在《美女與野獸》啟蒙教育底下的,是羅曼史的陰性愛慾──這正是《美女與野獸》最隱而不見,卻也最有趣的意識形態矛盾。

正是這與理性思維衝突的陰性愛慾,與啟蒙教育矛盾的女性越界,讓《美女與野獸》化為一個眾多意識形態角逐的文本場域。《美女與野獸》展現的不只是沃爾夫通與艾瑪華森的「啟蒙女性主義」,更是啟蒙女性主義「及其不滿」。這樣的意識形態矛盾,或許也可以用以解讀沃爾夫通往後進行的一系列「女性主義」改寫──包括2010年的 《魔境夢遊》(Alice in Wonderland)與2014年的《黑魔女》(Maleficent)。在《黑魔女》上映時,沃爾夫通曾表示《美女與野獸》是九〇年代踏出的第一步;所以,從《美女與野獸》、《魔境夢遊》到《黑魔女》,對她來說是一種持續的「進步」。[5] 沃爾夫通的「線性進步論」是當年打造出《美女與野獸》的關鍵,但是,熟悉後面兩部作品的我們都知道,《魔境夢遊》中愛麗絲對婚姻的拒斥與逃逸,以及《黑魔女》中存在於母女之間的同性愛慾,都難以此「線性進步論」一概囊括。或許沃爾夫通的現代改寫不比波蒙的古典童話「進步」,也或許《美女與野獸》並不比後來的《魔境夢遊》與《黑魔女》「落伍」。或許沃爾夫通對《美女與野獸》、《愛麗絲夢遊仙境》與《睡美人》所進行的改寫不應被視為女性主義的「持續成長」,而應該被視為性別政治在線性敘事之外的發展可能。對我來說,迪士尼童話的當代改寫,意義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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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美女與野獸》更早的版本為維爾涅芙(Gabrielle-Suzanne de Villeneuve)於1740年出版的中篇故事。1757年,波蒙將維爾涅芙版改寫成短篇,成為最廣為流傳的「美女與野獸」版本。不過,根據童話學者塔達(Maria Tatar),「美女與野獸」的童話原型可以追溯至西元二世紀的〈丘比特與賽姬〉(“Cupid and Psyche”)。關於《美女與野獸》的版本流變史,見 Maria Tatar,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New York: Norton, 1999), 25-32.

[2] Elaine Dukta, “Ms. Beauty and the Beast: Writer of Disney Hit Explains Her ‘Woman of the 90s,’” The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9, 1992.

[3] Yohana Desta, “Emma Watson Gave Beauty and the Beast a Fresh Feminist Twist,” Vanity Fair, November 3, 2016; Meredith Woerner, “How the New ‘Beauty and the Beast’ Empowers Belle’s Inner Feminist with Books, Not Boys,”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6, 2017.

[4] 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New York: Methuen, 1984), 20.

[5] Lily Rothman, “The Same Woman Wrote Maleficent and Beauty and the Beast—Here’s How They’re Linked,” Time, May 3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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