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革命:六〇年代的男性時尚改革史

Gigi zayn

美版《風尚》(Vogue)雜誌八月號的封面人物是超模吉吉哈蒂德(Gigi Hadid)與男友贊恩(Zayn)。封面上,兩人穿著全套古馳(Gucci)西裝,顏色鮮艷,樣式花俏。安娜溫圖或著沒有料到,這期雜誌會在發行當下立即引發爭議。引發爭議的倒不是這對流行文化界的超級情侶,而是封面故事。在這篇文章中,辛納(Maya Singer)以吳爾芙的《歐蘭朵》(Orlando)開頭,接著談當代時尚界的各種性別扭轉(gender-bending)設計,以及封面人物吉吉哈蒂德與贊恩如何互逛彼此的衣櫃,互穿彼此的衣服。[1]

但真正讓辛納陷入爭議的,是她在文章中使用的「流動」(fluid)一詞。社群媒體為此掀起一波討論,認為吉吉哈蒂德與贊恩作為符合常規性別特質的異性戀情侶,沒有資格被視為「性別流動」代表。在此無意陷入此「性別流動」之爭。比較想要指出的是,女性重奪男性西裝、男性穿上鮮艷色彩,絕非近期時尚圈發生的事情,也不如安娜溫圖在總編輯的話中所指稱的一種「進步方向」。[2] 女人早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起便大量重奪男性西裝納為己用,而男性穿上鮮艷色彩、花俏樣式的時尚風潮,在時尚史上也有一個名字。那是發生在六〇年代的「孔雀革命」(the Peacock Revolution)。

「孔雀革命」顧名思義,是男性時尚重回色彩與炫耀的一段時期。這個詞是狄區特(Ernest Dichter)首創的,卻是弗萊茲(George Frazier)在自己的《君子雜誌》(Esquire)專欄中帶紅的。當然,這不是男人在西方時尚史中第一次扮演「孔雀」。對時尚史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男人的時尚一度是極其誇耀華麗的。而六〇年代的「孔雀」之所以可以帶來「革命」,主要是因為男性時尚在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早期,歷經了弗呂格爾(John Flügel)口中的「男性時尚大揚棄」(the Great Masculine Renunciation)。[3]「男性時尚大揚棄」不代表男人徹底放棄時尚。「男性時尚大揚棄」指出的是男性主體與時尚如何隨著現代性(modernity)的崛起,去除過多色彩與裝飾,邁向簡約與秩序的過程。男性時尚當然依舊有裝飾性質,依舊有細節變遷,但邁向現代性的男人不再是路易十四。[4]

而「孔雀革命」要挑戰的,正是這一路從十八世紀末走入二十世紀的男性時裝現代性。六〇年代崛起於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與國王路(King’s Road)的搖擺倫敦時尚,生產出的不只是時尚的單身女孩,更是時尚的孔雀男孩。是在這個時候,男人的西裝受到形式、材質與細節的大量改造;也是在這個時候,男人穿起皮草外套,穿起印花襯衫,穿起披肩斗篷。費許(Michael Fish)鮮艷的「鯡魚領帶」(kipper ties) 替男人的襯衫點綴花樣,點綴色彩。費許的領帶讓許多不敢拋棄西裝的男人,也可以稍微替自己的打扮增添一點看頭。當然,孔雀革命並不單單止於鯡魚領帶。費許設計的一系列華麗男裝,而後出現在米克傑格(Mick Jagger)和大衛鮑伊(David Bowie)身上。同時間,卡登(Pierre Cardin)改造無領口夾克,在1968年重新帶起一波「尼赫魯裝」(the Nehru jacket)浪潮──這正是多年前打造了披頭四的經典造型。[5] 「孔雀革命」改變的不只是男性時尚,更是男性身體。穿上了費許與卡登設計的男人不只得轉換風格,更得重塑身體。六〇年代的男性身體因此開始纖瘦化,而女人也開始慾望雌雄不分的男人。這是為什麼披頭四、米克傑格與大衛鮑伊可以在六〇年代成為「性象徵」(sex symbols)──時尚改變的不只是衣服,更是身體的再現與慾望的可能。[6]

所以,「孔雀革命」真正挑戰的,或著不只是「男性時尚大揚棄」,更是「陽性迷思」(the masculine mystique)。傅里丹(Betty Friedan)在《陰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中指出陰性特質的建構,但父權社會中被建構的當然不只是陰性特質,也是陽性特質,以及隨著陽性特質而來的「陽性迷思」。時尚研究學者寶列緹(Jo Paoletti)在自己的六〇年代時尚史《性與單一性》(Sex and Unisex)中連結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與孔雀革命,指出陽性身份如何在六〇年代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歷經一系列的反思與重構;而產生流變的不只是陽性身份本身,更是陽性身份與陰性身份之間互為主體、彼此重塑的複雜關係。[7]「孔雀革命」在暗示一件事情──男人的身體可以被展示,可以被慾望,正如舞台上的披頭四可以被少女的情慾給吞噬。「孔雀革命」就是流行文化史中,男人透過時尚,透過身體,透過色彩,對「陽性迷思」所提出的挑戰。

當然,「孔雀革命」沒有那麼理想,正如主導我們六〇年代想像的「性革命」沒有那麼浪漫。「孔雀革命」與其說是全面的解放,不如說是多重的協商。同時間崛起的美國設計師布拉斯(Bill Blass)就是協商的最好代表。他不如費許設計出華麗的男裝,卻又不甘於複製五〇年代的美國男性主流想像──那個「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於是,布拉斯設計出多層次的棕色西裝,也設計出格紋花呢(plaids)西裝。布拉斯和美國另一位最出名的男性設計師勞倫(Ralph Lauren)一樣,提供男人休閒多樣的可能,卻又不劇烈衝擊男性主體。[8] 另一方面,男性次文化時尚的接受也不如女性次文化時尚來得快。《風尚》與《十七歲》(Seventeen)早了《君子雜誌》與《花花公子》(Playboy)好幾步介紹來自搖擺倫敦的次文化時尚;西爾斯百貨(Sears)早在少小姐(Junior Misses)型錄引入少女次文化時尚,卻遲至1968年冬季才正式推出「國王路」男裝系列(King’s Road line)。這不單單只是年代的差異,更間接反映出主流男性消費者對「孔雀時尚」的曖昧情結。更重要的是,雖然「孔雀革命」誕生的男性主體時常因為陰柔化而與同性戀連結,但「孔雀革命」的時尚卻也不時以「他與她」(“his ‘n’ hers”)模式再現。男人可以穿上披肩斗篷,但男人要跟女友手牽手穿上樣式類似的披肩斗篷──正如《風尚》封面上穿著古馳西裝一同現身的吉吉哈蒂德與贊恩。除了「他與她」,另一種再現「孔雀革命」時尚的方式是「家庭風格」。[9] 這些再現模式在暗示我們,男人可以是孔雀,但孔雀仍然要婚家。當然,這並不代表六〇年代的同性戀時尚與異性戀時尚之間沒有曖昧模糊、彼此偷渡的空間,但「孔雀革命」可以與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共存,卻也提醒我們不該將這段歷史賦予過於浪漫化的色彩。

在《風尚》雜誌八月號穿上了鮮艷古馳西裝的贊恩或著並不「激進」,也或著並不代表「性別流動」──如果「性別流動」的意義是新的身份政治標籤。贊恩真正象徵的,是六〇年代「孔雀革命」的文化記憶,以及「孔雀革命」在那個時空中所體現的各種可能與侷限。正是「孔雀革命」的可能與侷限讓我們知道,不管是性別還是時尚,都不會單單往一個「進步」的方向前進。性別與時尚史是一系列的回顧與改寫,一連串的掙扎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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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Maya Singer, “No Limits,” Vogue, August 2017, 106, 158.

[2] Anna Wintour, “Letter from the Editor,” Vogue, August 2017, 44.

[3] John Carl Flügel, The Psychology of Clothes (London: Hogarth, 1930), 110-11.

[4] 時尚研究學者愛德華(Tim Edwards)問題化「男性時尚大揚棄」理論,指出男性時尚連續而非斷裂的展示與情慾特質,以及「大揚棄」理論中少被討論的階級因素,見 Tim Edwards, Men in the Mirror: Men’s Fashion, Masculinity and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Cassell, 1997), 18-23.

[5] 關於「孔雀革命」的代表時尚,見 Joel Lobenthal, Radical Rags: Fashions of the Sixties (New York: Abbeville, 1990), 139-57; Jo B. Paoletti, Sex and Unisex: Fashion, Feminism,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59-91.

[6] 安瑞芮曲(Barbara Ehrenreich)等人曾指出,披頭四之所以在六〇年代掀起女性情慾浪潮,正是因為他們有別於貓王(Elvis Presley)的雌雄不分特質。見 Barbara Ehrenreich, Elizabeth Hess and Gloria Jacob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Anchor, 1987), 32-35.

[7] 在六〇年代以後,學界很快興起對男人與陽性身份的研究興趣。普萊克(Joseph Pleck)與索依爾(Jack Sawyer)便在1971年於哈佛大學舉辦了「男性解放節」(“Male Liberation Festival”),三年後更共同編輯經典合集《男人與陽剛特質》(Men and Masculinity)。見 Paoletti, Sex and Unisex, 24-25, 60-61.

[8] 關於布拉斯的設計理念與消費社群,見 Nora Ephron, “The Man in the Bill Blass Sui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68.

[9] 關於美國主流消費市場對「孔雀革命」的多重協商,見 Paoletti, Sex and Unisex,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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