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長捲髮、深黑連身洋裝搭配白色球鞋,全身閃爍著少女風格刺青,談起自己少女時期最愛的經典影集《魔法奇兵》(Buffy the Vampire Slayer)時,她興奮地指著手臂上的刺青說:「瞧,我還把巴菲刺在身上!」這是創造了線上藝廊 Art Baby Gallery,掀起了當代藝術界少女革命的 Grace Miceli。

黑色長捲髮、深黑連身洋裝搭配白色球鞋,全身閃爍著少女風格刺青,談起自己少女時期最愛的經典影集《魔法奇兵》(Buffy the Vampire Slayer)時,她興奮地指著手臂上的刺青說:「瞧,我還把巴菲刺在身上!」這是創造了線上藝廊 Art Baby Gallery,掀起了當代藝術界少女革命的 Grace Miceli。

後設恐怖(meta-horror)不是魏斯克萊文(Wes Craven)開創的,卻是他一手捧紅的──靠著那部1996年問世的砍殺經典《驚聲尖叫》(Scream)。作為千禧世代的縮影,《驚聲尖叫》的主角們不只對恐怖片公式瞭若指掌,甚至能夠挪用電影知識與殺人魔抗衡。克萊文以高度自我指涉的黑色幽默,替逐漸邁入疲軟的砍殺文類(slasher)注入新意,在九〇年代下半葉帶起一波砍殺電影新浪潮。在《驚聲尖叫》之後,我們見證了砍殺片的復興,一波是重拍系列,一波是原創系列,但不管是重拍還是原創,都多多少少帶有讓《驚聲尖叫》一舉成功的後設元素。

如果羅琳在《哈利波特》系列中仍然給予了我們童話故事的想像,《哈利波特:被詛咒的孩子》(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就是對童話故事的殘酷解構。

在《衛報》(The Guardian)一篇《BJ有喜》(Bridget Jones’s Baby)的影評中,英國專欄作家威廉絲(Zoe Williams)說,布莉姬終於回來了。在這個更需要「正確」的年代,那個一路犯錯、一路挫敗的布莉姬回來了──「就在我們最需要她的時候」(“just when we need her most”)。[1]

二〇一六年,《蘇珊夫人尋婚計》(Love & Friendship)上映,讓所有的珍迷都瘋了。這部電影名字雖取自珍奧斯汀少女時期的作品《愛與友誼》,改編的卻是她少被論及的中篇小說《蘇珊夫人》(Lady Susan)。[1] 曾在一九九六年扮演艾瑪的凱特貝琴薩(Kate Beckinsale),二十年後再次出演珍奧斯汀筆下最迷人的反派角色。《蘇珊夫人》的魅力在哪,何以在被忽視了兩百年以後,重新帶起一波後千禧年的「奧斯汀狂熱」(Austen-mania)?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談《蘇珊夫人》所展現出的書信力量,以及惡女的魅力。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大多寫給年輕男性,頌揚少年永垂不朽的美麗。很多人因此說,莎士比亞其實是同性戀。也有人說,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書寫對象是贊助詩人的男性貴族,因此,儘管是寫給男人的十四行詩,也並非情慾的。有趣的是,莎翁之「愛」,恰好落在這兩種詮釋之外。在那個「同性戀」作為性別身份尚未正式現身的年代,莎士比亞筆下的男性之愛該如何被解讀?我們可以從西方文學史的男性情誼再現談起。

2012年,當莉娜丹恩(Lena Dunham)推出HBO全新影集《女孩我最大》(Girls),寫下四個紐約女孩的愛情冒險時,她沒有想過這部影集會成為《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後最受歡迎的女性影集。要談《女孩我最大》,不可能不談《慾望城市》。莉娜丹恩刻意在《女孩我最大》第一季第一集便向這部九〇年代末女性影集經典致敬。邵莎娜的房間掛了《慾望城市》電影版海報,還說自己個性就像凱莉,不過有時莎曼珊的性格會忍不住跑出來,於是《慾望城市》在這部影集中化為文化符碼,象徵當代少女重要的文化記憶。如果說《慾望城市》被學者視為「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的經典文本,反映出女性主體在九〇年代以後的重塑與轉向,那麼,《女孩我最大》就可以被視為後女性主義的女兒,以及「後慾望城市」的少女敘事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