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戰爭:《美麗心計》中的婚家政治與新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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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尚馬克瓦利(Jean-Marc Vallée)執導、改編自莫芮亞蒂(Liane Moriarty)同名小說的《美麗心計》(Big Little Lies)一開播就引發熱烈討論。有人將《美麗心計》與《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相比,也有人將《美麗心計》與《真實主婦》(The Real Housewives)相連。[1] 當然,把郊區家庭政治寫成懸疑推理故事,總讓我們想起當年回應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2] 但《美麗心計》中的婚家戰場,除了呼應了七〇年代的科幻寓言以外,還可以一路追溯到兩個世紀以前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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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女孩馴男記:《對面惡女看過來》中的少女文化與性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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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四日是希斯萊傑(Heath Ledger)的生日,英美流行媒體大量追憶他生前的演出。當然,最容易被提及的,是他在《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中演出的小丑。但是我最想念的希斯萊傑,卻出現在一部很少女的電影,那部電影叫《對面惡女看過來》(10 Things I Hate abo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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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女性主義及其不滿:《美女與野獸》的意識形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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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真人版上映以前,艾瑪華森(Emma Watson)曾不只一次在媒體上表示,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童話。艾瑪華森的宣言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她認為迪士尼的動畫原版已經很「女性主義」,因此願意接演這個角色;另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可以透過表演詮釋與製作參與,讓《美女與野獸》真人版更加「女性主義」。但艾瑪華森口中的「女性主義」指的究竟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迪士尼動畫原版,因為,1991年的《美女與野獸》,本身即出自琳達沃爾夫通(Linda Woolverton)有意識的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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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為一種政治:《第一夫人的秘密》中的政治家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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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巴馬離開白宮以前,臉書上大量流傳歐巴馬一家於白宮拍攝的照片。自川普當選以來,人們便開始緬懷起歐巴馬執政下的美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民討論的不只是歐巴馬在位時的種種政策,更是歐巴馬一家在白宮中的親密意象。他們緬懷的因此不只是一任總統,一個政治家,更是一段婚姻,一個家庭。這組照片讓我們看到,家庭與政治之間的結構關係,家庭如何作為一種政治,以及政治的家庭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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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奧斯汀愛與死:從《珍愛來臨》到《珍奧斯汀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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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來臨》(Becoming Jane)的改編來源是史潘斯(Jon Spence)備受爭議的傳記《成為珍奧斯汀》(Becoming Jane Austen),這是珍迷都知道的事情。[1] 但《珍愛來臨》之所以引發另一波爭議,不只是因為史潘斯的傳記,更因為它把珍奧斯汀短暫的愛情故事,拍成《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珍學名家琳區(Deidre Lynch)忍不住抱怨,為何珍奧斯汀的單身生活這麼困擾我們?為何我們總愛想像珍奧斯汀的小說來自現實中的愛情?[2] 可是,《珍愛來臨》的意義,或許不在於精確再現珍奧斯汀的生平──後現代的我們也都知道,精確再現本身的不可能性──而在於透過珍奧斯汀與《傲慢與偏見》的互文,一方面重寫我們對珍奧斯汀的既有想像,一方面試圖挖掘閱讀《傲慢與偏見》的其他可能。《珍愛來臨》告訴我們,珍奧斯汀不只可能是伊莉莎白,還有可能是莉蒂亞;而達西先生與威克漢先生,也可能是同一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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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裝的可能:《第十二夜》中的變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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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是莎士比亞喜劇中最容易被拿來做性別研究的作品之一,原因之一是戲裡戲外的雙重變裝,原因之二是多組可能的同性之愛。早期現代英國舞台上的女人是男童演員(boy actor)變裝演出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變裝的意義究竟為何,卻是爭執到現在仍沒有定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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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閱讀,危險書寫:從《諾桑覺寺》到《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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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Atonement)很「珍奧斯汀」,這是不難發現的事情。原著小說家麥克尤恩(Ian McEwan)形容《贖罪》是「我的珍奧斯汀小說」(“my Jane Austen novel”)。塔利斯家的鄉村宅邸雖然是新興建築,卻不象徵三十年代的戰間英國,反而提醒了我們珍奧斯汀小說中的貴族莊園。十三歲的白昂妮在父親權威缺席時試圖搬演一部劇本,讓我們想起了《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2005年在《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電影改編中添加了伊莉莎白的怒火、添加了不存在的狂暴大雨,因此被視為「勃朗特化」(Brontification)珍奧斯汀的喬萊特(Joe Wright),正是《贖罪》的導演。當然,我們怎樣也不可能忽略,在同一部《傲慢與偏見》中扮演伊莉莎白的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成為這部小說中的西希莉雅,讓《贖罪》也不免經歷了《傲慢與偏見》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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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女性主義者:瑪丹娜、佩利亞與九〇年代女性主義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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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丹娜近日在獲頒告示牌「年度風雲女性奬」(Woman of the Year Award)時發表了一段長篇感言,大方揭露自己身為女性音樂工作者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這段感言不只受到主流媒體的爭相報導,也掀起社群網站的熱烈討論。在這波輿論浪潮中,除了瑪丹娜之外,還有另一個女性獲得同等關注,那就是美國備受爭議的文化評論家──卡蜜兒佩利亞(Camille Pa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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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女性主義者:瑪丹娜、佩利亞與九〇年代女性主義論戰

穿越一段幻想物質史:《時尚惡魔的盛宴》中的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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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論及西方時尚中的中國元素,總不免看到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指控。倒不是要否認東方主義的存在,但是在這個所謂的東方也反覆透過「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來重奪話語權的當下,究竟什麼是「東方」,什麼是「中國」,都不是一句東方主義可以簡單帶過。以大都會博物館極受爭議的展覽「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為中心展開的紀錄片《時尚惡魔的盛宴》(The First Monday in May),恰好揭露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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