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四日是希斯萊傑（Heath Ledger）的生日，英美流行媒體大量追憶他生前的演出。當然，最容易被提及的，是他在《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中演出的小丑。但是我最想念的希斯萊傑，卻出現在一部很少女的電影，那部電影叫《對面惡女看過來》（10 Things I Hate about You）。
《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真人版上映以前，艾瑪華森（Emma Watson）曾不只一次在媒體上表示，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童話。艾瑪華森的宣言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她認為迪士尼的動畫原版已經很「女性主義」，因此願意接演這個角色；另一方面，她覺得自己可以透過表演詮釋與製作參與，讓《美女與野獸》真人版更加「女性主義」。但艾瑪華森口中的「女性主義」指的究竟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迪士尼動畫原版，因為，1991年的《美女與野獸》，本身即出自琳達沃爾夫通（Linda Woolverton）有意識的改寫。
在歐巴馬離開白宮以前，臉書上大量流傳歐巴馬一家於白宮拍攝的照片。自川普當選以來，人們便開始緬懷起歐巴馬執政下的美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民討論的不只是歐巴馬在位時的種種政策，更是歐巴馬一家在白宮中的親密意象。他們緬懷的因此不只是一任總統，一個政治家，更是一段婚姻，一個家庭。這組照片讓我們看到，家庭與政治之間的結構關係，家庭如何作為一種政治，以及政治的家庭層面。
《珍愛來臨》（Becoming Jane）的改編來源是史潘斯（Jon Spence）備受爭議的傳記《成為珍奧斯汀》（Becoming Jane Austen），這是珍迷都知道的事情。[1] 但《珍愛來臨》之所以引發另一波爭議，不只是因為史潘斯的傳記，更因為它把珍奧斯汀短暫的愛情故事，拍成《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珍學名家琳區（Deidre Lynch）忍不住抱怨，為何珍奧斯汀的單身生活這麼困擾我們？為何我們總愛想像珍奧斯汀的小說來自現實中的愛情？[2] 可是，《珍愛來臨》的意義，或許不在於精確再現珍奧斯汀的生平──後現代的我們也都知道，精確再現本身的不可能性──而在於透過珍奧斯汀與《傲慢與偏見》的互文，一方面重寫我們對珍奧斯汀的既有想像，一方面試圖挖掘閱讀《傲慢與偏見》的其他可能。《珍愛來臨》告訴我們，珍奧斯汀不只可能是伊莉莎白，還有可能是莉蒂亞；而達西先生與威克漢先生，也可能是同一個男人。
《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是莎士比亞喜劇中最容易被拿來做性別研究的作品之一，原因之一是戲裡戲外的雙重變裝，原因之二是多組可能的同性之愛。早期現代英國舞台上的女人是男童演員（boy actor）變裝演出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變裝的意義究竟為何，卻是爭執到現在仍沒有定論的主題。
《贖罪》（Atonement）很「珍奧斯汀」，這是不難發現的事情。原著小說家麥克尤恩（Ian McEwan）形容《贖罪》是「我的珍奧斯汀小說」（“my Jane Austen novel”）。塔利斯家的鄉村宅邸雖然是新興建築，卻不象徵三十年代的戰間英國，反而提醒了我們珍奧斯汀小說中的貴族莊園。十三歲的白昂妮在父親權威缺席時試圖搬演一部劇本，讓我們想起了《曼斯菲德莊園》（Mansfield Park）。2005年在《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電影改編中添加了伊莉莎白的怒火、添加了不存在的狂暴大雨，因此被視為「勃朗特化」（Brontification）珍奧斯汀的喬萊特（Joe Wright），正是《贖罪》的導演。當然，我們怎樣也不可能忽略，在同一部《傲慢與偏見》中扮演伊莉莎白的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成為這部小說中的西希莉雅，讓《贖罪》也不免經歷了《傲慢與偏見》化。[1]
瑪丹娜近日在獲頒告示牌「年度風雲女性奬」（Woman of the Year Award）時發表了一段長篇感言，大方揭露自己身為女性音樂工作者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這段感言不只受到主流媒體的爭相報導，也掀起社群網站的熱烈討論。在這波輿論浪潮中，除了瑪丹娜之外，還有另一個女性獲得同等關注，那就是美國備受爭議的文化評論家──卡蜜兒佩利亞（Camille Paglia）。
每當論及西方時尚中的中國元素，總不免看到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指控。倒不是要否認東方主義的存在，但是在這個所謂的東方也反覆透過「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來重奪話語權的當下，究竟什麼是「東方」，什麼是「中國」，都不是一句東方主義可以簡單帶過。以大都會博物館極受爭議的展覽「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為中心展開的紀錄片《時尚惡魔的盛宴》（The First Monday in May），恰好揭露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所在。
後女性的魔鏡夢遊 